余隆很忙，因而做事很有效率，但忙与效率之间并不一定存在对应关系，而一个能干且肯干的人却能使这种对应成为必然，对于音乐，余隆表现得能干且肯干。

正如他自己一直挂在嘴边的，撇开音乐，他是个很普通的人，在“普通”这个特点上他对自己的界定甚至有点自嘲：“我是一个很没有魅力的人。”当然，他对此并不在意，不管事实是不是如此。当他黑色防水短风衣、米白休闲裤，一身普通的出现时，唯有指挥家特有的黑亮后梳的发式能标志他的身份，“我只有半小时，有什么问题快问吧！”他真的是卡着钟点的，采访进行到25分钟时，他掏出了手机，安排了五分钟后的工作。有人评价，他反映了新一代音乐家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兼有管理者和音乐家的素质，而他说，最复杂的事情往往是简单化的，所有的评语是对音乐工作者的误解，他说话肯定、快速、思维与表达同步……

世纪?人生 人不能过不健康的生活听过音乐会而且不打瞌睡的人，都能理解余隆所说古典音乐对世纪与人生的承载与负重，这是古典音乐历久不衰的关键，指挥古典音乐的余隆背负着十九世纪的人生观前行在浮躁的新世纪。64年出生的余隆现年37岁，不爱奢谈人生，多年来的人与事的种种经历，德国的研究生生活，8年的欧美指挥生涯，简单的概括了他的成长，也许是对少不更事时、年轻气盛时种种行为的不以为然，因为不以为然而淡化、忽略。比如醉酒，大学时代，个性与学业上的“开窍”期，他像大多数大学青年一样不止一次的醉过，在奠定他严谨、踏实的生活观的德国，依然在求学期的余隆酒后跳入了冬天的莱茵河，是摆脱苦闷还是寻求刺激？“那都是不懂事，不能自制。”余隆不屑于多说。

现在的余隆的生活观，他正版的自评是健康，这种健康是人生的必须，而他能始终以一种向上的心态来保证这种健康，而紧接着他又会提供戏谑版的自评：这是过时的，落伍的，传统的。“对社会、家庭的责任心，脚踏实地的作风，理性的原则甚至用于他的音乐指挥，力求完善的人格追求，”这些不再是遥远而空洞的概念，是他自觉的追求和自律的准则，在一个浮躁的、充满变化的时代，坚持这样一种稳定的人生观并为此踏实的做些事，这个余隆显得太能把握自己了，感觉就像老牌的英国绅士错位在20世纪的中国，“但我觉得这样舒服，每个人都有适合他自己的生活方式，我就觉得这样舒服。”说到“就”字时，余隆的表情和语气有种孩子气的专断，自律的生活让人觉得舒服？那么这人一定相当勤勉、积极，工作对他而言是需要而不是负担。

现在的余隆越来越胖，虽然揽在身上的事越来越多，他对此很不满意，因为这样不健康，而胖的原因当然归之于工作对时间的侵占，以致于没有了锻炼身体的时间，说这些话的余隆像一个实干家而不像一个艺术家，他太理性、想问题太现实、太直接，不像一个需要极大想象力，非常纤细的感受力的行业的从业者，相比之下，生于六十年代，长于文革，没有被偏离常态的时代影响而始终保持向上的信念倒更能让人接受。

余隆并不乐意接受这种低要求基础上的敬佩，当然也不会太接受诸如他呈现了新一代音乐家的生活观念和方式之类的考语，也许，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时代不再是贝多芬、莫扎特、老柴出现的那个时代了，这些先辈们的种种非常的举止已随同他们特出的天分成为了写在纸上的记忆，我们不能用过时的眼光来看待现在的音乐家，现在的音乐家们，比他们的先辈也许少一些天分，但多了许多常人的理智和情感。

跟余隆的交谈有一种印象，他也许觉得我们对他的生活观念有些大惊小怪，如果运气不好，你是第N个对他的务实大惊小怪的人，你会感觉到他坦率后的不合作，可以理解，他以音乐为生，此外，他是一个普通人，能干而有责任心，还有着从德国人那儿感受到的严谨务实的作风，这就够了，就这么简单。“这个时代，我不喜欢，它在探索，在变化，太浮躁，但这是个必然，一个过渡，”余隆就事论事的谈起现在，在他的语汇中，名词、动词是主体，形容词几乎没有，有助于表达精确的限定语也不算太多，他有耐心重复，但用语永远简短，“‘变’的东西不能持久，永恒的是那些‘不变’的”，我想，“不变”所指的是“变”后形成的新的稳定和平衡，做着“不变”的音乐的余隆说：“我是指挥中非常开通的人。”他接受代表“变”的流行音乐和摇滚，但他又说：“我们这一代人是你们不能理解的，你们是穿着太空服的。”双手比划，代沟不言自明，非常自信的余隆提供了一个新的辩证。

音乐?爱乐 我是做音乐的手艺人余隆选择音乐是因为生在音乐世家家里非逼着他学，余隆选择指挥是因为什么乐器都没学好，而他成为杰出的青年指挥家是因为他有天分，现在他专注于搞音乐活动是想为古典音乐的观众做点事，这样的自我介绍有点嬉皮。大学以前，余隆觉得那是一段记忆模糊、个性也模糊的时期，像所有不甘心学习的小孩一样，消极对抗过练琴，拨快闹钟、装病，八十年代应该是鲜亮如八九点钟的太阳的时期，充盈着单纯、朝气和希望，上海音乐学院的大学生余隆学习指挥的同时也学习做曲和打击乐，某一时刻，他突然开了窍，真正领会到古典音乐巨大深沉的感染力，他庆幸选择了指挥，他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去重现作品的风貌，“最好的指挥是自己很冷静但观众很激动，最差的指挥是自己很激动但观众不激动。”撇开外在的形式表现，余隆的指挥是理性的，他形容自己是一个音乐管理者，通过对作品结构的理性分析和处理来实现哲理思考后的感动，他的天分使他能很好的理解和处理作品。

1987年他去了出哲学家和音乐家的德国，柏林艺术学院宽松、自由的学习氛围让他在一种半自觉的状态中真正为音乐感动。在很多自由支配的闲暇，他散步，参加咖啡馆里下午的文化聚餐，德国人的严谨务实、富于理性的处事原则和他天性中的相同成分融合了，他能很实在的去看很多事，比如音乐是他的工作，和从事其他职业没什么不同，而硕士学位的获得更坚定了他对这一行业的理解，他把指挥看成是一个管理者一样，也许，很多人会不认同这样一视同仁地把音乐等同于其他行业，但这样能让事情变得简单，这样想也有利于让音乐家们找回真实的生活。

26岁的余隆开始了他的指挥生涯，他有光辉的起点――汉堡歌剧院的一次成功的指挥，之后八年他成了自由指挥家，漫游于欧美各国，也不间断地回国演出，在指挥界取得成功后，98年，不安分的余隆选择了新的事业起点，连续三年成功的举办了北京音乐节，2000年中国爱乐乐团的成立真正让国人认识了作为音乐活动家的余隆。谈起自己在文化活动方面的成功，余隆始终强调一点，以高品质的音乐水准来带动一切，包括吸引赞助，确立品牌效应，以广泛的国际沟通形成良性循环。所以，高雅艺术与商业的挂钩不再遮遮掩掩，音乐节的每场演出??被冠以诸如“索尼之夜”、“轩尼诗之夜”、“德意志银行之夜”之名，这些夜景衬着如潮的人群实现了余隆的预期――在商业基础上，最大限度的追求比较纯粹的艺术形式。余隆以相同的理念经营中国爱乐乐团，120人的大编制，高水准的乐手，高品质的乐器，大投入的乐团建设在2000年12月16日的首演上获得丰厚回报，余隆激情指挥下的乐团亮出了干净到近乎完美的弦乐和张弛有度的表现力，证实了这个乐团成为全能型、世界级乐团的潜力。而保利剧院每周座无虚席的观众群保障了乐团的真实存在，音乐活动家余隆再度成功了。

由音乐作品的管理者转为音乐活动的管理者并不像想象的那么难，音乐是他的工作，这比说音乐是他的挚爱更真实，搞音乐活动只不过是另外一项有关音乐的工作，而且比单纯做音乐更有意义。“工作中乐趣无穷。”富于理性的指挥家发现了有些行业可以触类旁通。有人说现在的余隆比以前俗了，余隆反驳说，做指挥的余隆和搞音乐活动的余隆是不一样的风格，他精于此间的转换。他的自信让你觉得言过其实，但事实上他做到了，这方面，你只能感慨于他的坦率。吝于提供细节的余隆讲了一件他记得的很有意思的事：“有一次我在德国的海滩和朋友散步，海滩上全是大石头，你必须踩着一个石头到另外一个石头，他走的很快，我在后面追他，然后我就看着他，怎么追也追不上，最后我就干脆不看他，只看自己脚下的路，一个一个石头踩过去，我就追上他了，所以，人不要太在意旁边，而应该看自己脚下的路就可以了。”脚踏实地的作风成就了音乐的管理者余隆。

家庭?其他

你想知道我什么谈及事业和人生，他不讳言，谈及个人，他就表现出大男孩式的明显的不合作，“你想知道我什么？”他直直的问，头微微上扬，目光微带斜睨。“你的家庭……”“噢，我结婚了，小孩4岁。”“那你的妻子……”“她在音乐学院教书，在北京。”余隆快速抢答，比以往更加言简意赅。显然，他不愿让事业影响到家人的生活。他的妻子是香港管弦乐团的首席小提琴，现在到北京，想必也是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也曾听说余隆经常感慨没时间陪妻儿，保持自己家庭生活的完整大概是所有公众人物心底的渴望，那么，好吧！“听说你爱看书，爱看哪些类型的？”“我什么书都看，”看到我怀疑的神情，“真的，什么书都看，什么人都能聊。”

这就是余隆，工作以外的事没有兴趣谈，出门时他念叨着要做一套特别的指挥服，“以后，爱乐的指挥不穿燕尾服上台！”他的兴致又来了。

初春北京的正午阳光亮得刺眼，有阳光的地方温暖，太阳照不到的地方仍有料峭的寒风，心里沉沉的有如黄昏的凝重，似乎眼前的景物都染上了夕阳的颜色，在北图音乐厅――爱乐乐团的排练场，在参差的音乐声中，你一定能感觉到新音乐的春天。

刘俊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