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是这样―――在适当的年龄拿到不太多的钱

张明正访谈

4月18日，来北京参加“2001年中国企业家论坛”的张明正先生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如此前许多媒体描述，他身着最爱的公司T恤，说话大大咧咧，面带憨厚的笑容。在回答记者问题时，说到激情之处就“手舞足蹈”，差一点跳到沙发上。

记者：作为一家台湾的高科技企业，为什么决定去日本和美国上市？

张明正：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只有这样才能让员工拿到股票期权。我们从创业之初就要让趋势走出家族企业的窄圈。我们要的不只是软件银行的入股，而是它在日本上市的经验，以及在软件销售方面对趋势的助益。1996年底，软银正式成为趋势科技的大股东。

在日本上市还挺戏剧性的。1998年8月18日，那一天，美国总统克林顿首次承认与莱温斯基小姐有不恰当的关系，纽约股市大跌300多点；日本新任首相小渊惠三提出的经济复兴方案不获投资大众青睐，日经指数十多年来首度跌破15000点。编号4704的趋势科技股票，却将以每股4300日元的承销价，正式在东京挂牌上市，诡异的时局令股市专家也没有把握。结果趋势的股价升到8300日元一股，当日市价总值12亿美元。趋势科技经由市场的认定，正式成为全亚洲市值最高的软件公司。

记者：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过程与在日本有什么不同？

张明正：欧美的分析师不比日本，他们问话直接而尖锐，如果当场得不到CEO的满意答复，就会对未来存疑。这恐怕是最大的不同。

记者：“趋势”在美国创立，总部又设在日本，各国文化差异对公司管理有怎样的影响？

张明正：这种文化冲撞讲起来非常有趣。比如我们在美国的公司，职员是可以穿拖鞋上班的―――希望他们在公司时也能感受到像家里一样轻松的气氛。可是在日本，女性不穿丝袜上班被认为近乎于犯罪，穿拖鞋就更不可思议了，见我穿T恤衫来上班，被称作“Crazy”（疯狂）外人。

记者：在北京，宽带上网渐渐从概念阶段走到现实，但是随之而来的宽带上预防病毒的问题好像还少有人注意到。

张明正：以往在窄带环境下，受限于使用时间、速度，往往让黑客难以下手。因此，有心人士侵袭的对象，通常会以大学或公司为主。如今，宽带环境日趋成熟，已与公司网路无太大的差别，若未有任何防护措施那便是门户“大开”，安全问题将会层出不穷。如何在“大门”上锁，替你监控进出交通，并不断进行阻断以隐藏PC资讯，正是“趋势”所研究的课题，日前，已有GtateLock这样的小装置推出。

记者：现在很流行“大学生创业”，哪些经验可以向他们介绍呢？

张明正：许多大学生还没毕业就在谈创业，其实，我倒觉得挺可惜的―――这么好的时光，应该跳舞、谈恋爱，谈创业，太早了吧！

我想，在年纪很轻时就去创业，经验肯定不足，再拿到一大笔钱，只能乱花，现在许多倒闭的网络公司可能都是这样的。在适当的年龄，拿到不太多的钱去创业，这才是最好的。

夫妻创业，老婆是最好的“廉价劳工”

感情有许多层次，我们是最亲密的战友

大学生还没毕业就谈创业太早了，应该去谈恋爱

一个“夫唱妇随”的标准版本

人们爱用“夫唱妇随”来形容夫妻间的合作，也爱用“开夫妻店”来表示对这种合作关系的疑问。在越来越多的家庭式、家族式企业因错综复杂的关系导致管理效率低下，甚至走向解体的今天，本期“财富对话”嘉宾―――张明正、陈怡蓁夫妇的故事却提供给我们一个夫妻创业的成功版本。

在短短十几年之间，他们靠几千美金起家，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趋势科技”做成了市值百亿，跻身于全球计算机病毒防治前列的知名企业，不得不说有几分传奇。

在倾听财富人物的“发家史”之余，人们同样关心财富对他们婚姻生活的影响。有人说，婚姻是人生中签订的最大一笔“合同”，财富的到来却导致“合同”的失效，让我们来听一听张、陈夫妇二人的高见。

记者：刚到美国创业，听说你们为了开公司不得不向父母借了钱，有没有觉得很没面子？

陈怡蓁：当年我们带着两个小孩，六箱行李来到美国，谁也不信我口袋里只有2000美金，一个刚毕业的学生可能都比我们要强。没办法，只好向在银行做事的老爸借钱开公司。明正很正式地向他们讲解自己的商业计划，卖软件什么的，邀请岳父母与大舅子成为趋势股东，30万美元换20％的趋势股份。

现在想起来，老爸心里可能不太相信这样一片薄薄的软片（磁盘）能卖出什么好价钱，他多半是心疼女儿，怕我受苦。可今天看来，他们也许是台湾最先进的风险投资家，眼光奇准。我父亲一生投资无数，没想到投资自家女婿回报率最高。

记者：即使在美国，搞“计算机病毒防范”一开始也是件新鲜事。作为当年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你们是怎么推销自己的？

张明正：放弃好端端的台湾惠普电脑研发工作不做，跑到美国卖什么“杀病毒软件”，我们在当时被别人笑为“旁门左道”。谁也不信那么先进的电脑里“有毒”，最开始，这“病毒”也不过是工程师为保护自己辛苦开发的软件不被盗版，按照非常理的方法写出的程序。

陈怡蓁：当时防病毒被人视为雕虫小技，卖这样的产品有没有市场，我们自己也半信半疑。在1990年Camdex展览会上，我们只摆了个交叉路口的小摊位，把“病毒”展示给人看。有一种病毒是满屏幕跑火车，还有一个叫“小瀑布”的，屏幕上的字像雨那样落下来。摊子前人倒聚了不少，可惜都是看热闹的，真的是“叫好不卖座”。

记者：听说你们最初的公司小到没有卫生间，有没有把员工吓跑？

陈怡蓁：没有卫生间，最头疼的是怕有客户要找上门来谈生意。我们只能跟人家说，还是到外面谈比较好，我们请你吃饭……至于员工嘛，就是我一个，也吓不跑。哈哈！

张明正：创业初期，老婆真的是最好的“廉价劳工”。岂只是廉价，根本免费！直到趋势创业两年后，怡蓁才领到薪水。

记者：以你们描述的窘境，公司今天的发展让人难以想象。这一切的转变是从何开始的？

张明正：小公司要做大，最好的策略是“结盟”―――自己很弱小，不如找棵大树靠上去。现在想起来，与英特尔的合作可以说是“趋势”发展中重要的一步。当时我与英特尔的管理者从未谋面，硬着头皮找过去，每次都被秘书拒之门外。最后一次，我足足在副总裁的办公室门口等了5个小时，才得以向他演示我们的产品。那时真是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加上英特尔急于扩大芯片的市场份额，觉得配合我们的杀毒软件会更好卖，于是破天荒地与一家小公司“联姻”。

陈怡蓁：记得我跟明正说，说大人而藐之，其实他们有钱有名，我们有产品有技术，双方不过是各有所需。

记者：后来“梅丽莎”病毒疯袭??联网时，是趋势首先把“解药”放到网上免费供人下载，但怎么听说有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介入呢？

张明正：那恰巧是公司里技术人员通过电子邮件发现的病毒，并确定它会迅速蔓延破坏网络。早在CNN公布消息前3小时，也就是发现病毒12小时内，我们的解毒程序已放到网上静候下载。由于这次病毒发作“疫情严重”，我们动作又十分神速，以至于FBI疑心病毒是我们“自制”出来的，在逻辑上，这好像也说得通。

陈怡蓁：不过“凶手”最终被抓获了，那个工程师说，取名“梅丽莎”，是他看到一位性感的脱衣舞娘的名字。病毒可恶，不过倒是要“感谢”她，从此以后更多人开始注重网络安全，我们的销售额也提升了一倍。

记者：在多数人眼里，企业经营中“夫妻搭档”的管理效率常常受到质疑。你们是怎么分工合作？意见不同时又如何处理呢？

张明正：人们不信任“夫妻档”，通常是因为管理不透明，那我们就采用透明的管理好了。比如财务，我们请专门的财务顾问来处理，不像人们印象里老板娘总是把钱“抠得很紧”。

还有，一般的家族式管理因为老板的家长意识，一人说了算，吸引不到人才，我们在公司里就要注意这点，要多听别人意见。我们高级管理层有15个人，我太太的意见只占十五分之一。当然，重要的是还要给员工公平的待遇，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上市的原因―――我们要给员工股票期权，让他们分享公司的利润。这些年，我们公司已经造就了许多百万美金的富翁。

陈怡蓁：遇到意见分歧，大主意还是要听他的―――他是公司的CEO。但是确定广告稿要黑的还是白的，恐怕得听我的，我是行销总监。我大学里学的是中文，现在看来，两人个性互补，开办公司的胜算要大一些。

记者：假如有一天，董事会觉得你们这种“夫妻档”形式不利于公司运作，要求你们“分拆”，那你们会怎么办？

张明正：公司既然姓“公”，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为股东们创造最大的利益。这一切的决策点应该在“利润”而不是别的。如果说，改善“夫妻档”可以为股东带来更高价值，那么，这个“夫妻档”应该拆。相反，如果拆了也得不到什么好处，那就没有拆的必要了。

陈怡蓁：我想，在公司里没有什么人是不可取代的，我们也一样。

我做行销总监，是因为在这一行当我积累了十年的经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的工作不可替代，除了我，一定可以找到比我有经验的人来做。当然，做他太太我是惟一的、无法替代的。

在台大读中文系时，我最喜欢老庄的哲学，所以许多事我看得很淡―――夫妻档拆与不拆，只要不是要我们离婚，大概也没什么了不得的。创业只是人生经历的一个过程，在此期间我们有过那么多艰难的时刻一起走过。我想感情是有许多层次的，我们早已超越了那种男欢女爱，我们是最亲密的战友。

王岩 范雪冬
转自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