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在笼子里的中国人才

在企业最看重的就业能力要素中，“职业意识”以19.8%的比例位居榜首，而在大学生眼中，“职业意识”仅以6.9%的比例排在倒数第一位，远没有专业、技能等重要。

2010年，大约有1000万左右的大学毕业生正在艰难地寻找着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

然而，在大学生为求职而焦虑的同时，企业也在忧虑，它们满怀希望地守候在中国人才生产线的输出终端，但是对贴上统一标签的“人才”进行了一番挖掘后，却发现依旧无法从成批的“中国式人才”中找到适合的人才。

“这种现象构成了用人单位与大学生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造成大学生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就业‘鸿沟’。”长期关注、研究大学生职业化能力培养问题的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教授邢文祥告诉《小康》记者，“高校扩招带来了大学生数量的剧增，越来越多的企业能够在更宽的范围内挑选更加优秀的人才，按常理推断企业对大学生的就业能力满意度应该越来越高，但调查显示，大多数企业对大学生的就业能力满意度并不是很高。”

在当下的中国，大学教育已经基本成为一个人才的输出端口，大学毕业证成为最基本的入职门槛。如果把大学作为解剖台上的物体，把出口剖开，长时间教育累积形成的问题又是什么呢？

现在大部分问题都搞反了

中国式人才生产线的搭建从一个人的幼儿时期就开始了。

“现在大部分问题都搞反了。”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高等教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马陆亭发现，现在的家长在孩子小升初阶段极其煎熬，而小学生、初中生和高中生的学习压力往往比大学生还大。有一段时期，为了推行素质教育，有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要求小学低年级教师不给学生布置作业，但家长们却不干了。“小学阶段应该提倡快乐教育，完全不竞争；中学阶段再让孩子慢慢地开始竞争；而大学，应该成为人才培养最为艰苦的阶段，让学生完全竞争起来。”

让竞争步伐来得迟缓些，恐怕是每个家长、老师都希望的，但他们又唯恐自己的孩子、学生落在同龄人的后面。

“现在的竞争从一个人上幼儿园就开始了，就是‘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句话适应了中国的土壤，因此也毒害甚广。在一路竞争的过程中，人才的竞争变成了知识点的竞争，比考试、拼分数，有一批人自然就走在了前面，另外一群人自然就落在了后面，难道落在后面的人就是能力不够、潜力不足吗？恐怕不是！我们的竞争被演化为对知识点的快速反应，因此培养不出拔尖的创新人才，也许这才是我们真正的悲哀。”马陆亭分析道。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教育规划纲要”起草专题组成员储朝晖也认为，由于各个地方都存在小学考试的压力，使得幼儿园在无形之中也被划入了应试教育的范围之内，让孩子接受内容完全被规定好的教育，“这和儿童的个性是冲突的，不利于人的长远发展和对人才的培养塑造。”

起于幼儿时期的中国式人才生产线的搭建建立在高成本的基础之上。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学者徐安琪曾做过一份题为《孩子的经济成本：转型期的结构变化和优化》的调研报告，对子女各类费用结构的分析结果显示，用于子女学校教育、补课/培训/家教/书报/文具等费用占子女总支出中的比重总体上仅低于饮食/点心/营养费，其中自子女就读高中起，教育费在子女总支出中的比重已超过饮食/点心/营养费，直至不在读才显著下降。调研报告还显示，从直接经济成本看，0～16岁孩子的总成本达到25万元左右，若估算到子女上高等院校的家庭支出则高达48万。

在北京、上海等地，若按照一个中产家庭的平均教育花费估算，从幼儿园到研究生，所需费用则高达100万以上。这些还仅仅是一个家庭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所负担的教育成本，社会呢？“要树立人人成才的观念，每个学生都是人才的胚子、人才的雏形，每个人都可以成才，并不是学习好的才是人才，也并非社会上层精英才够得上人才的标准。”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育体制改革研究室副主任王烽主张不拘一格培养多样化人才，鼓励特长发展、个性发展和自由发展。按照王烽的观点，人应该保持终身学习的状态，若是这样，在人才成长的大部分时间里，社会对他的培养同样重要。

在被称为“小社会”的大学，培养一个人才需要多少成本呢？“1996年原国家计委、国家教委、财政部联合颁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收费管理办法》，规定了高校收取的学费最高不得超过生均培养成本的四分之一。”马陆亭为《小康》记者算了一笔账：假定一所大学2010年的人均学费为5000元，则可以得出现在大学生年人均培养成本为2万元。如果这所大学有3万名在校生，那么我们可计算出该校年运行支出应该为6亿元。但事实上整个支出还大于这个数，因为还有科研和学生的其他消费支出等。

对中国的1900多座高校来说，并不是每一所学校都会花费如此高额的培养成本。但显然，培养成本一路上涨却是不争的事实。

流水线上的“断裂”

从幼儿园到小学，然后到初中，再到高中，最后到大学的这道流程，表明中国式人才生产线实际上就是一条流水线。只是有的人没走到底，就在下一个制造环节的端口被统一考试制度和冷冰冰的分数过滤器筛选掉了。

在学术界，人才的成长理论分为几种，“积累论”认为学的知识多，人的素质自然就改变了；“轨道论”认为培养人才就像坐火车，要每站必经，才能到达终点。

“这两种理论都未必正确。”储朝晖认为，人才成长更像登山，极少数人通过走直线到达了山顶，绝大多数人盘着山绕圈子，但最终还是到达山顶了，“评价人才的标准不在于他走过了怎样的路线，而在于他最终是不是走到了山顶。实际上人的成长是必须要走曲线道路的。”这条曲线是否一定要经过大学呢？储朝晖说，未必。

储朝晖认为，如果高等教育成为了被学生选择的对象，从幼儿园到高中的竞争就都会缓和，“接下来的竞争不是能不能上学的竞争，而是选择什么学校的竞争。这就要求学校对人才的培养模式必须有所不同，但现在无论是招生，还是专业课程的设置，高校都缺乏自主权。大学的‘婆婆’太多了，所以不可能从一个学生终生成长发展的角度去考虑人才培养的问题。”

“在人才选拔过程中，我赞成适度引入推荐制度，由有经验的老师、校长、专家、企业家和高级管理人员向大学和用人单位推荐有个性的青年人才进入相关大学深造，或者到科研机构和高科技企业试用，而不是唯分数选拔。”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胡瑞文建议。

虽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重点高校已经尝试着迈出了自主招生、中学校长推荐制的步伐，但大多数学生还是在流水线上被批量制造着，比“千人一面”更可怕的是大学“工厂”制造出来的人才与社会需求严重脱节。根据麦肯锡公司刚刚发布的2010年人才蓝皮书《中国人才发展报告(2010)》显示，中国大学生仅有10%符合跨国公司的人才要求，仅有30万人跨过了及格线。

高校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于是，无奈的企业开始自办大学了。今年3月30日，麦当劳中国汉堡大学在上海正式成立，麦当劳中国首席执行官曾启山表示，麦当劳计划今年内在中国开设150～175家餐厅，相应新增10000个工作机会，该大学将为这个增长计划培养和储备人才。8天后，中式快餐代表企业真功夫宣布成立真功夫米饭大学，将培训至少3000名管理人员，同时每年将陆续投入3000～4000万元，建立人才发展体系。

北京地铁运营有限公司也一直有对大学毕业后的人才进行“再加工”的传统。王英(化名)大学毕业后通过北京地铁运营有限公司的面试、笔试、体检、军训、培训五个阶段的严格考核后，目前已经在该公司工作了。据他介绍，和他一起跨入企业“人才加工厂”大门的大约有七八千人，他们交纳了4800元的培训费用，经历了长达8个月的学习与实践，如果在某一阶段被淘汰了，就会把相应阶段的费用退还给他们。

经过了严格的筛选后，王英成为了被公司留下来的三四百个“英才”中的一个，如此激烈的竞争是他在大学里很难体验到的，对于像他一样的大学毕业生而言，走向社会后，似乎还面临着“重头再来”的问题。“说实话，在大学里学的知识挺多、也挺好的，但就是感觉与实际脱离，在实际工作中用不上。”王英坦言，机械制图、电气线路等，是极少数对他工作稍有帮助的课程，而大部分知识，还是得在工作中学习。

当中国的用人单位纷纷开始建造“人才加工厂”的时候，高校必须反思了。

“一部分高校追求研究型、综合化和各项评比指标，比较注重学校的自我发展；怎样和企业、行业合作，怎样为企业培养实用人才，怎样加强产学研结合，花的精力还不够。应该强调学校要办出行业特色、职业特色。高校一定要有明确的行业服务目标，要多和行业、企业交朋友。”在胡瑞文看来，高校应当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怎样培养企业所需要的人才，行业、企业可能更有发言权。

在当下的中国，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建立教育培养与人才需求相适应的有效机制。“大学除了基础知识教育外，如何根据市场的变化与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实用化教育明显不足。”邢文祥在进行企业和大学生对就业能力评价的调研时惊讶地发现，对“职业意识”的看重程度造成了企业和大学生的根本性分歧。在企业最看重的就业能力要素中，“职业意识”以19.8%的比例位居榜首，而在大学生眼中，“职业意识”仅以6.9%的比例排在倒数第一位，远没有专业、技能等重要。

如果把大学比喻成一个工厂，那么进入大学的新生就是这个工厂的原材料，大学毕业生则是出厂的产品。目前，高考制度可以统一检验原料的质量，而产品的质量只能依据他在工作中表现出的知识、技能、行为、贡献等来评判。“因此，企业和大学生对就业能力评价的差异和分歧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目前学校教育中存在的种种问题。”邢文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