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4日是世界糖尿病日，这个群体的权利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即将毕业的湖北某高校学生小洋是个糖尿病患者，他想考公务员，但《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赫然规定：糖尿病等内分泌系统疾病为不合格。于是小洋给人社部、卫生部发出了一封建议信，希望取消这一歧视性的规定。

关于“歧视”问题，在中国还是一个新鲜的话题，这也是权利意识兴起的必然结果。国际劳工大会1958年通过的《关于就业及职业歧视的公约》中对“歧视”有完整界定，或可将之概括为：职场基于“不正当”的条件，做出差别对待就是“歧视”。但什么是“不正当”呢？这需要社会逐渐形成共识。个人以为“歧视”问题，目前在中国还没有现成的答案。

回到小洋身上，他的被歧视其实还有前传。2007年小洋被山东中医药大学录取，但入学后被发现患有I型糖尿病，被大学依照《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取消了入学资格。之后在媒体的关注之下，他转入了湖北省的一所高校。

看来，糖尿病不仅被就业歧视，还被入学歧视。山东中医药大学不录取小洋也是有苦衷的：学生入校前若患重病，保险公司将不予医疗保险，学校要负担全部医药费……

说一千道一万，不是学校存心为难糖尿病人，而是国家的保障机制太不给力，所以造成了“歧视”。这种现实力量注定，中国的反“歧视”问题得靠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而不能照搬外国的标准。

去年，索尼娅·索托马约尔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拉美裔最高法院法官。她出身于一个贫穷的波多黎各单亲家庭，小时候她的理想是当警察，后来发现自己得了糖尿病，她只能去上法学院。要是在中国，索法官既当不成警察，也当不成法官，她连法学院都上不了。因为，美国确定了极其严格的反就业歧视标准——雇主不能证明就业条件与岗位直接相关，就是歧视，甚至一些基于学历、身高、体重、拘捕记录等的“甄选标准”都可能构成歧视。

但是这些规定不可能直接套用于中国。相对于外国反歧视主要针对私营企业，目前中国的维权主要集中在选拔程序相对公开公平的公务员、事业单位的考录过程中，这就产生新问题——这些针对公务员、教师的“特殊标准”是歧视，还是特殊“甄选”条件？

比如，最近的几个案例中，地中海贫血、糖尿病等病人，都认为公务员体检标准是对他们的“歧视”，但公务员的社保制度不同于普通劳动者，全部由纳税人埋单，岗位因病出缺也难及时填补，那么公务员被要求有“健康”的身体，是不是“歧视”呢？还有，公务员和教师本身就要承担社会道德的期望，而艾滋病毒感染者本身与道德负面评价相关，这里面的职业伦理冲突，也不是一句“歧视”所能回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