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对一切满怀希望……但是现在却如此绝望，如此愤怒，如此无力。”

这段话出自一名自称武汉大学毕业生的网络日志。短短几天，这篇日志就在网上受到高度关注，一些大学生网友认为，日志写出了自己的心声。

为什么这么多高学历青年感到“无力”？我们社会应为此做些什么？带着这些疑问，中国青年报记者近日对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静进行了专访。

部分高学历青年感到不满，是因为结构性失位问题

中国青年报：一些大学生对社会现实感到无力，原因是什么？与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有关系吗？

张静：收入差距只是造成部分人不满的原因之一，但它解释不了问题的全部。例如，有的国家收入差距不小，但社会依然稳定。所以，在分析高学历青年群体的不满和无力感时，需要注意更深层的结构性因素。

中国青年报：“结构性因素”具体指什么呢？

张静：具体含义就是部分高学历青年，在现实中遇到了结构性失位问题。

在一些长期稳定的社会中，正常情况下一个人一旦考入大学，他未来的收入如何，能进入什么样的社会阶层等后续发展路径，都能基本确定。这种能看到未来的确定性，我们称作预期稳定和未来结构进位的吻合，在宏观上维持着社会稳定。

但现在的情况是，很多高学历青年毕业后，在社会中的实际遭遇和原先对自己身份、收入、职业等方面的预期之间，出现了不小的差距，不确定性增加。

一些大学生曾寄希望于通过上大学改变社会身份，但拿到文凭后却发现，自己还是落入了体力劳动阶层，而这正是他们竭力要避免的结果。

这种预期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使不少年轻人感到事业前景不明朗，因而产生焦虑和不满。

中国青年报：为什么您确信这一点？

张静：很多已有的数据都从侧面印证了这个问题的存在，我们也可以从四处蔓延的事业焦虑气氛中观察出来。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2010年3月对2307名在校大学生的一项调查显示，关于最愿意去就业的单位，43.1%的受访者选择国有企业；关于最愿意去就业的地区，47.9%的受访者选择省会城市；关于自己的职业目标，45.9%的受访者选择领导者或者管理者。可见，不少高学历青年群体对自己的未来发展都有很高预期。

其他机构对大学生的调查还发现，过去几年大学生就业有两个明显趋势：一是就业单位越来越基层；二是就业城市越来越向非中心城市转移。

由此可见，大学生的实际就业状况与对未来的高期望，形成了强烈反差。

大学专业设置与社会需求脱钩会从根本上加剧就业难

中国青年报：您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部分高学历青年的结构性失位问题？

张静：从长远来看，文凭教育理念、社会结构变迁都可能加速上述现象发生。但就近期而言，这个问题与教育政策有关。前几年大学扩招，我们培养出了很多高学历者。当然，扩招能让更多年轻人享受高等教育，这也是社会发展趋势，但教育产出需要和社会结构相吻合，与社会需求保持一致。

大学专业结构的变化明显滞后于社会需求的变化，大学专业设置常年无法对社会需求作出反应，就是不正常。

从教育部发布的常规统计数据中可以发现，高校文科专业的就业率与高校内部专业结构之间，相关性非常低。就业率很低的专业没有及时缩招或调整，反而存在继续扩招的现象。

以师范专业为例，2005年到2008年本科就业率较低的文学专业，2008年入学的在校生比例仍然排在各专业的第一位。大学专业设置与社会需求脱钩，从根本上加剧了大学生就业难。

另外，能给人安身立命之技能的初中级职业教育，发展非常欠缺。我们系里曾有一个博士后，是新疆一家企业的主管。他告诉我，想到他们那里去工作的大学生、研究生不少，但他们企业不需要，而迫切需要的技工却很难找到。

可见，我们的高等教育产出很多，但“产品”不对路，培养的许多人才在现实中没有市场。这就从客观上影响了大学生的就业状况。

中国青年报：这很正常啊。大家辛辛苦苦读了大学，毕业后却只能做技工，肯定不符合大多数人的心理预期。

张静：这和教育过于追求文凭，轻视技能培养的传统有关。这一点也影响了大学生的就业心理。

我们有很强的“文凭社会”文化。在人们的传统认识里，文凭是一个人职业、阶层、社会地位的最主要标志。普通人可以通过拿到高文凭来改变自己的未来。这种改变，不仅仅是指经济收入上的提高，还包括身份认同、职业准入、政策特权和社会声望等多个方面。

社会发展到今天，“文凭社会”的文化传统对当下大学生就业心理的影响，丝毫没有减弱。大家普遍认为，上了大学，拿到了较高的文凭，就应该对应地进入以脑力劳动为主的职业阶层，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摆脱基层社会。

所以，大学生一旦没有“正常”就业，而是去卖猪肉，做掏粪工，或下乡务农，都会成为新闻。人们从心里认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正常的职业就不应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