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北上广”成了近几年来很多毕业生甚至是“白领”们口中出现率最高的一句话。返回到二线城市工作生活，除了经济压力之外，“幸福感”成为人们现在更重要的衡量指标。清华大学就业指导中心老师王丹曾介绍说，今年很多硕士研究生就业时，心态更为平和务实，很多学生更多考虑的不是工作地点，而是幸福指数。

近日，透过在北京举行的多场大型招聘会，记者了解到，今年北京大学生就业出现新动向：一方面，“公务员热”持续升温，事业单位、国企岗位和教师工作受捧；另一方面，以往北京、上海等地的大学生不愿去外地就业，承受巨大生活压力也要“蜗居”北上广。现在，许多大学生对条件、待遇不错的外省市的工作岗位也欣然接受。

“一项有关应届毕业生择业的网络调查显示，超过三成人就业首选省会城市或发达地级市，其次是普通地级市，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降到了第三位。”北京市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会副会长祁金利在接受科技日报采访时表示，这反映了人们就业心态的变化。

机会不仅在大城市

《新周刊》杂志曾盘点“逃离北上广”们放弃大都市的10个理由，分别是：一线城市是现货，二线城市是期货；一线城市有优越感，二线城市有归属感；一线城市胜在GDP，二线城市胜在CPI；一线城市适合小众者，二线城市适合生活家；一线城市是“漂之城”，二线城市是“一生之城”。

“一线城市的生活成本和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很多资源也是有限的，这就直接导致青年人了幸福感降低，引发部分人‘逃离’”祁金利说。

近年来大量人口涌入一线城市，但城市的公共服务没有同步发展，住房、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提供不足，尤其是向中低收入人群、流动人口提供不足，使得青年人要在一线城市安居乐业变得越来越难。甚至，仅仅是早晨上班高峰时期堵车带来的焦虑，也让越来越多的人对一线城市感到了厌倦和疲惫。

与此同时，武汉、郑州、西安、成都等一大批二、三线城市都在相继崛起，无论是在经济规模、基础建设，还是在城市管理、创业环境等方面都步入快速发展轨道。

“这些二、三线城市的快速成长，得益于区域经济的发展。”祁金利表示，过去很长一段时期，我国不同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有很大差距，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城市，并且差距有持续扩大趋势。

但本世纪以来，这种趋势得到了扭转。祁金利说，一方面国家出台大量区域发展政策，如西部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战略，促进了一大批二、三线城市的崛起；另一方面，许多一线城市开始面临土地和环境承载力的制约，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其他地区转移。此外，我国中西部地区资源储备较为丰富，近年来资源价格不断上涨，推动了资源富裕的二、三线城市发展。

“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工作机会增多、生活条件得到改善、收入水平提高，二、三线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显著增强。”祁金利表示，人才向二、三线城市流动，能反过来又推动了区域经济的继续快速发展。有助于弥补不足，推进人才的合理分布。

外地就业是自然选择

来自中西部某省会城市的复旦大学研究生小张，已拿到三家单位的就业意向书，其中有两家来自家乡城市有实力的大企业。“无论是发展前景还是工资待遇，这两家单位都蛮不错。小张说，“我觉得回家乡一样有很好发展机会，生活压力也没那么大。”

“统计表明，‘京、沪、穗、深’曾一度是大学生就业的首选之地。”复旦大学学生职业发展教育服务中心的负责人表示，如今不少大学生开始理性反思这种“唯大城市是从”的就业观念。

该负责人表示，上海毕业生不再死守大城市；另一方面外省市看好上海毕业生，纷纷到沪揽才。湖南长沙市到沪抢招人才的动作比浙江早。

湖南省长沙市人才招聘团就曾奔赴复旦大学，提供包括长沙市直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商贸企业、科研院所等200多家单位近2000个岗位。

为了引进优秀人才，长沙市也提供了许多优惠政策，如用人单位引进储备且签订3年以上劳动合同的博士生、硕士生，分别给予6万元/人、3万元/人的安家补助；企业和科研院所引进储备的优秀青年人才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由市财政连续三年全额奖励给个人等。此外，江苏、广东、四川、重庆等地多家单位前往上海各高校“订聘”人才。

对于这种现象，该负责人分析道，“很多外地企业单位为了吸引人才，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和待遇。随着近年地区经济联动性增强，一些主要城市与上海的差距逐步缩小，毕业生拓宽就业视野到外地就业，是很自然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