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三年村官生涯，李馨（化名）坦言“有些遗憾”：“之前对村官工作没有什么了解，真干起来才发现并不是很适合我。如果早知道村官工作是这样的，我可能就不会报名。”

为了让大学生提前了解村官工作、更有针对性地报考，将真正有志于投身农村建设的年轻人送上最合适的岗位，北京市延庆县为有意报考村官的大学生们搭台唱起了“实习戏”。

大学生VS村官工作

“相爱容易相处难”

2007年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毕业后，韦大勇来到北京市大兴区安定镇洪山庄，担任村支书助理。“周一和周五在政府工作，主要处理文档，整理档案，负责信息的上传下达。有时也参与村两委会，提些建议。周二周三周四就下村，踩单车听鸟叫走乡串户。”

虽然工作琐碎，难度不高，但韦大勇认为，能在农村干一番事业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这块骨头不好啃”。在韦大勇看来，到农村发展需要具备三个条件——对农村有感情、懂得农村的人情世故、有干事的想法和才能。而回想自己当年报考的情形，韦大勇觉得，自己之所以选择去农村工作三年,更多基于国家政策的引导。“我适应社会比较慢，在校期间社会经历少，需要有个过渡的过程。加上当时就业形势、政策的引导，就选择了去当村官。”韦大勇说，“政府在尝试，我们也在尝试。”三年后，韦大勇得出的结论是自己“并不适合农村”。不久前，韦大勇考上了公务员，为村官生活画上了句号。

大学生当村官能够享受多种政策优惠，尤其在北京，“北京市户口”对众多外地生源毕业生来说颇有吸引力，大学生村官成了一些人的一块跳板。韦大勇并不否认“跳板说”：“现今的村官更多的是做协助工作，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形式化现象不同程度存在。一些学生只是以北京户口为跳板换取三年后的再发展。”

李馨同样在三年前踏上村官岗位，她评价自己的尝试“不那么成功”。学行政管理的李馨原以为自己的专业在基层用得上，然而基层都是“零碎的工作”，根本不需要这套“书本上的道理”。“村官工作和我想象的不一样，也不太适合我。每次听到谁家婆媳又吵架了、谁家牛又啃了别家庄稼就头疼。”有一次，李馨无意中听见村委委员管她叫“那个打字儿的学生”，心里觉得特别“不爽”。

赵洋（化名）的“水土不服”则是由“性格不合”引起的。回想起在农村一年的生活，他仍然“心有余悸”：“去报到那天，正好有两户村民因为盖房占地的事情打到村委会来，说急了抓起桌上的水杯就扔。”内向的赵洋不擅长和村民打交道，一年下来，很多村民都还不认识他，书记、主任也不怎么交给他工作。在父母的劝说下，赵洋提前和农村“拜拜”了。

“在延庆，以前每年聘用的大学生村官也都存在流失现象。”北京市延庆县村官办主任杨娟说，“由于不了解农村，很多学生报名的时候比较冲动，一些学生来了发现不适应，没过多久就走了。对于基层来说，分配下来的大学生村官只能被动接受，也没有选择的余地。”

为了促进大学生和基层的双向选择，延庆县建立了“双选机制”，通过村官宣讲团进高校宣讲的方式，吸引大学生到基层“实习”，提前体验村官生活，再决定是否正式报考大学生村官。

“实习”就是双选的过程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的魏炜炜刚下村时，村支书对他说：“实习是一个双向选择，你先干三个月看看。”三个月后，书记又找到他：“你愿意留在我们村吗？愿意的话，我就去村官办打声招呼，让你留下来。”这意味着，魏炜炜通过了村里的“考验”，可以“转正”了。

4月8日，魏炜炜来到延庆县八达岭镇小浮坨村。“我们村一共有274户，常住203户、576人，主要经济来源是300多亩蔬菜大棚和420亩杏树基地。”虽然只是实习，魏炜炜对村里的情况已经了如指掌。“刚一来就走家串户、翻看资料，和正式的村官没什么两样。”村里原来就有个大学生村官，魏炜炜跟着他一边学一边做。“比如师兄写一些材料的时候，会让我帮着校对，挑错别字，这也就是我学习的过程。”

之前，魏炜炜想象的村官生活应该比较“闲”，一天到晚“没什么事做”。但真正体验了村官工作，他才发现“每天都有忙不完的事情”。这几天，村里的420亩杏树都成熟了，全村出动采摘杏子，魏炜炜也放弃了仅有的一段假期，投入集体劳动，“就当是提前上岗了”。村民都夸：“这小伙子，真能干！”

赵敏和魏炜炜是同班同学，她被分配在延庆县陶庄村。来之前，赵敏在网上搜了些关于村官生活的视频，还以为自己也要亲自“下地干活”。没想到，村民对自己特别好，条件也没有想象中的困难。在一个多月的实习中，赵敏发现，村里书屋的图书摆在那里完全没有人来借，广播也没有利用起来，“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赵敏已经决定，等实习期满后要向延庆县村官办申请，“就留在陶庄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