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山软件董事长兼CEO求伯君宣布提前退休，让企业家“弃业”现象再度引起关注。这里说的“弃业”是个广义的概念，它包括各种形式的慢慢隐退、渐渐淡出、直截了当的卸任和提前退休。

47岁的求伯君只是一个新来者，“弃业”队伍已汇集了不少商界领袖。比如，王石，在千亿之后，他远离万科，到美欧游学三年，为国际化铺路；冯仑，卸任万通地产董事长，专注万通控股发展战略，力争三年内海外整体上市；史玉柱，已逐渐淡出日常管理，平时抓抓战略，玩玩游戏，并宣称当《征途2》成功时退休；牛根生，辞掉蒙牛乳业董事会主席，全力经营老牛基金会，潜心慈善；俞敏洪，在为陈向东专设执行总裁一职后，他就在新东方发起了“去俞敏洪运动”，希望自己和新东方都能轻松前行；马云虽然没行动，但做了退休安排，他计划办一所民营企业家的黄埔军校——当然，除了名流，“弃业”队伍里还有更多普通企业家。面对涌动的“弃业”潮，有人戏称，企业家正变身“弃业家”。

稍加观察就会发现，这些“弃业家”均为创始人，多属第一代企业家，基本上在企业辉煌之时或之后“弃业”，有何玄机？

在中国，在不成熟、不发达的市场环境中，企业成败与否完全取决于创始人，这是不争的事实。虽然近年来不少企业的治理结构、组织体系和制度建设都日益完善，但对创始人的依赖并没减弱，运转的逻辑依然是创始人喜好，有时所谓的组织、制度、规程还不如创始人的一个眼神、一句话语有效。显然，这样的状态不可能构建起一个坚不可摧的大型企业。走过了野蛮生长阶段后，企业必须剪断其与创始人之间那根脐带。创始人“弃业”，不是消极的放弃，而是积极的放手，借力更具活力的领导者，借助脱胎换骨的体系再造、制度变革、文化重生，推动企业步入下一轮成长。这是一个螺旋盘升的过程，创始人是站在高处的推手。

“弃业家”们除了着眼于企业的“下一轮”之外，还主动肩负起社会重构的重任。“弃业”后，时间精力稍微宽裕的他们，在从追求“财富自由”转变为追求“心灵自由”的同时，发起或参与各种基金会，做慈善，做环保；成立民间组织或各种商会，组建学校或举办、参与各种活动，扮演传道者的角色，致力于社会价值再造，培养企业公民意识，把自己的推动力和影响力从经济变革和发展领域拓宽到社会变革和进步范畴，“弃业家”再度变身为社会活动家，又一个螺旋盘升的过程。

他们就是这样一群人，面对坚硬而琐碎的现实，经历了人生的巅峰状态后，依然雄心勃勃，依然使命庄严，活着不仅要成就伟大公司，而且要追求一个高尚的内心和一个美好的外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