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我们这样的民间PE机构，黄金期最多5年。”一位长期扎根天津的PE机构总经理董一帆（化名）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人才、项目、政策支持这三大资源都在向大基金和有政府背景的基金聚集，暴利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中小PE机构需要寻找新的发展方向。

抢人

董一帆是上世纪8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有理想有激情，创业之前在政府部门供职，最早在天津市体改办、科委等部门工作过，主要负责的就是利用政府资源帮助科研机构筹钱。在工作中，他既结识了一帮知识分子和科技工作者，又和一些企业家打得火热。

5年前在朋友的游说下，董一帆告别了公务员生涯，把几百万元的积蓄和自己都投入到了新创建的PE公司中。从此之后，董一帆的工作就只有两个——找钱和投钱。一开始，公司的运作顺风顺水，董一帆利用多年的人脉积累，很快找到了多个有潜力的项目，主要集中在生物科技、汽车零配件等领域，并成功以8-10倍市盈率的低价入股。其中有两家公司已进入上市辅导期。

董一帆的成功案例立即为他在圈内挣得了名声，很快许多资金找上门来。新加盟的几个合伙人从山西和内蒙古募来近1亿元资金。董一帆的公司迅速壮大，投资项目分布在河北、广西、青海等多个省份。2009年董一帆投资的公司有三家在中小板上市，上市首日收盘市盈率都在60倍以上，按发行价计算，每家公司的投资回报都超过30倍。

2008年，董一帆拉起了一支20多人的队伍，其中3个内勤，5个研究员，除了自己和四个合伙人外，余下的都是投资经理。投资经理中有的是像他一样的前公务员，有的是带着项目来投奔的，可谓人才济济。

但是今年上半年情况急转直下，董一帆的公司突然面临大规模的人才流失，除了内勤和研究员相对稳定外，投资经理走了一大半。

“全部是被其他PE公司挖走的，现在行业里，做过项目的都是稀缺人才。新成立的基金多如牛毛，仅在天津市注册备案的PE就有1000多家，都急于找项目，找人才，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挖人。”董一帆此前给投资经理的薪酬水平大概是8万元年薪保底，年底有提成，大部分投资经理的年收入能达到20万元左右，但是新东家通常给成熟的投资经理直接开出30万元年薪的高价。“我都觉得没办法拒绝。”董一帆无奈地笑称。

为了应对人才危机，董一帆开始调整策略，大规模从高校招人。“我们现在主要招投资、金融或者其他财经专业的应届男硕士毕业生，招进来开始培养，一两年内能冒尖的，我们就留下，不行的就自然淘汰。一般应届生对薪酬期望水平不高，工作积极认真。关键是应届生容易对第一个东家产生较深的感情，自身又处于积累期，再加上合理的薪酬安排，能把人员流动性降到最低，不能总是后院起火啊。”董一帆说。

抢项目

董一帆坦承行业前景已经大不如前。“其实抢人就是抢项目，不是说没有项目，而是能带来高收益的项目不多。”

“2008年，国际PE巨头贝恩资本投资的中视金桥在香港上市，上市首日收益率只有25%，如果算上之前持续跟踪付出的成本，基本上很难挣钱。当时PE市场哀鸿一片。今年上半年的行情又让大家有了2008年的感觉。”董一帆称。

上半年A股市场持续低迷，新股出现大面积破发，发行市盈率持续走低，6月创业板新股美晨科技发行市盈率仅有18.12倍，创下开板以来新低，5月中小板新股万安科技17.93倍的发行市盈率也是低得令人咋舌。新股发行市盈率持续走低，让PE投资机构感觉到丝丝凉意。

“以前觉得PE投资是包赚不赔的买卖，收益高、风险低，现在看来真的很难讲。去年我还接到很多电话，想掏钱参股我们公司，今年已经很少接到这种电话。”董一帆表示。“去年我听说有一帮朋友看中了一家即将上市的公司，急急忙忙凑了5000万元杀进去，突击入股的市盈率肯定高，估计超过20倍，现在估计亏了。”

二级市场低迷，更加重了一级市场对好项目的争夺，企业的开价也是越来越高。“我刚入行时，投资作价是按净资产计算的，后来改谈估值，但还是个位数的市盈率，再后来几乎都是两位数，低于15倍以下的基本很少见。到现在，大家谈的都是PEG，把以后几年的增长都要算上，风险越来越大。”鼎晖创投董事长吴尚志在一个公开论坛上表示。

二级市场的风险越大，PE机构对好项目的争夺就越激烈。董一帆举了个很惨痛的例子，广东一家做电子元器件的公司，他已经跟踪了足足3年，之前帮助这家公司找贷款、打官司，度过了几次难关，本以为跟董事长的关系已经坚不可摧，但是在引进私募的前夕，该董事长摆了一桌豪宴请董一帆吃饭，席间无可奈何地表示，深圳一家PE愿意给22倍的市盈率入股，而董一帆最多只能给到17倍，3年的努力就此付诸东流。

抢关系

“在PE市场上打拼，除了头脑、勤奋、资金实力，政府关系也很重要。”董一帆称。

董一帆是从公务员职位下海，以前的身份给他带来很多投资上的便利，也能顺利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但是今年以来，他觉得这种优势正在逐步丧失：“很多地方政府都成立了引导基金，几乎把所有的项目资源都圈走了。要想拿到项目你就得找关系，谁的关系硬谁就能拿到项目。”

在这种激烈的关系竞争面前，董一帆不得不考虑把重心下移。“我们要求投资经理的覆盖面要到县一级，但是反馈回来的信息是，一些大型的民营PE机构已经把县级企业筛了个遍。”

“以前你只要跟地方金融办、科协、开发区这些单位的负责人搞好关系，你就能拿到很多有上市潜力公司的名单，从名单里面筛项目，成功的概率很高。但是现在不那么容易了，一方面名单被很多机构所掌握，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都希望吸引有知名度的大机构，甚至有的直接要求是美元基金，民营PE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窄。”董一帆表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改变了策略，不再到地方政府要名单，而是把投资经理按行业划分，派出去参加行业研讨会，在会上主动结识企业，尽量在更早阶段去结识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