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在转方式、调结构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政策也不断出台，取得了很大进步。但面对严峻的形势，我国经济转型的步伐还不够快，离预期效果仍有一定距离。因此，如何有效地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动经济发展进入内生增长、创新驱动的轨道，是当前必须破解的课题。当前，中国经济正在进入转型拐点。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涌现的新趋势形成了市场倒逼机制，正在加快推进我国经济转型的进程。

（一）企业成本的攀升和高成本时代的来临

这种情况会倒逼过度依赖低端市场的局面得到改变，迫使企业从价值链的低端走向高端，提升产品附加值，提高企业竞争力，使企业由“红海战略”走向“蓝海战略”。长期以来，我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依靠廉价生产要素形成了“低成本、低技术、低价格、低利润、低端市场”的“低价工业化”模式。虽然我国大部分企业技术水平低下，品牌建设落后，管理水平较低，核心竞争能力不强，利润微薄，但企业依靠廉价劳动力不进行创新也能生存。这种低成本竞争战略使我国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陷入了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陷阱”，对创新缺乏动力，导致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全球价值链受控于人。当前，中国经济开始进入高成本时代。首先，在劳动力供求市场上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是，我国农村劳动力由无限供给转向局部短缺。据调查，超过９０％的受访的珠三角企业表示存在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东南沿海地区的招工难将会常态化。这种供求关系的变化迫使企业提高员工待遇和福利保障。其次，政府当前强有力的节能减排行动使企业支付低碳成本的压力增加。今年以来，我国政府连续出台了多项政策，并公布了１８个工业行业２０８７家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加大了节能减排力度。再其次，汇率改革、资源产品价格改革也会使企业成本增加。２０１０年一季度调查显示，人工成本上升，能源、原材料成本上升，税费、社保等负担过重已成为当前企业面临的最主要困难。成本上升压缩了企业利润空间，给依赖低成本竞争战略的企业带来了生存危机，形成了企业转型升级的市场倒逼机制。这将迫使企业由价值链的低端走向高端，由“红海战略”走向“蓝海战略”，推动企业不断创新，提升产品附加值，提高企业竞争力。可以预计，在后危机时代，企业的战略转型应该实现从低成本向差异化转变、从多元化向专业化转变、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从跨越式发展向可持续发展转变、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来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二）以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为特征的产业结构调整

这种结构的出现，有利于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经济的多元支撑和动力替代，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房地产的格局。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房地产业是各行各业开发的先导，综合性强，关联效应大，直接影响到整个经济的健康发展。房价的过快上涨不仅使住房这一民生问题成为社会的焦点，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未来经济发展的风险。为此，我国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房地产业的格局必须改变，迫切需要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增量创造”来推动“存量调整”。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是后危机时代创造经济增长存量的最大潜力所在，是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新源泉，有利于形成经济发展的多元支撑，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房地产的格局。同时，目前传统产业利润率低，必须实现产业升级转型，大力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我国必须抓住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历史机遇，通过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双轮驱动，通过政府引导和市场调控双重推动，通过新兴技术的产业化与改造传统产业协同并进来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同时，要发展现代服务业，改变“第一产业不稳，第二产业不强，第三产业不足”的格局。其中，生产性服务业是现代服务业的核心内容，尤其是软件服务、现代物流、电子商务、工业设计、文化创意等生产性服务业。要合理确定现代服务业的外延和边界，通过加强财税引导和环境优化，不断挖掘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潜力，提高其对经济发展的贡献。

（三）新生代农民工崛起和以农民工市民化为特征的城镇化新政

有利于改变长期以来农民工候鸟型钟摆式流动的状况，在帮助农民工实现安居乐业的市民梦的同时引爆巨大内需，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经指出，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影响２１世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两件大事。从某种意义上说，工业化创造供给，城镇化创造需求。城镇化是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结合点，是未来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研究表明，如果未来１０年我国的城镇人口比重上升到２／３，年均社会消费额可以从目前的１０万亿元增加到２０万亿元。城镇化率每提高１个百分点，新增投资需求６．６万亿元，能够替代１０万亿元出口。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部署了以农民工市民化为特征的城镇化新政，提出了推动城镇化发展的新战略与新思路。在城镇化进程中大力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有利于改变长期以来农民工候鸟型钟摆式流动的状况，也有利于实现经济发展与内需持续扩大的良性互动。当前，进城农民工虽然实现了职业转换和地域转移，但没有实现身份转变，处于一种“半城镇化”状态。同时，农民工阶层也在不断分化，出现了与老一代农民工具有显著差异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不仅要求工资待遇的提高，而且要寻求精神生活的满足和市民身份，这成为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必须面对的新课题。

（四）以沿海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和中西部外出劳动力回归为特征的“双转移”

这种趋势的日渐显著，将为下一个十年的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有利于实现区域的均衡发展和人口的合理流动。当前，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宛如“头雁”，广大中西部地区好比“尾雁”，区域板块之间已经具备“雁阵式”产业及要素转移的条件。一方面，近年来东部一些地区正面临着土地空间、能源资源、人口重负及环境承载力难以为继的问题，传统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受到制约。特别是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问题显得尤为迫切，东部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是产业发展的新趋势。另一方面，在经历了多年的外出流动之后，农民工的回流趋势也日益显现。许多农民工经过打工实践，在外开阔了眼界，学会了本领，掌握了技术，拥有了资本，接受了现代城市中创业观念的熏陶，具有饱满的创业激情，返乡创业成为农民工流动的新趋势。有调查表明：２００９年中国沿海地区外出就业的农民工减少了８８０万人，而中部地区农民工的就业数量增加了６１７万人，西部地区增加了７７５万人。这种“双转移”趋势对于我国的区域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农民工大规模异地流动形成了数以千万计的留守儿童和留守妇女，带来了沉重的社会代价。农民工的回归有利于减轻异地流动形成的社会成本。为此，一方面要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通过解决农民工住房、子女就学等问题帮助一部分农民工实现举家搬迁。另一方面要鼓励产业转移，引导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实现家庭团聚。在推进“双转移”的过程中，要发挥区域优势，合理分工合作，建立分享机制，实现互利共赢；要重视长远发展，推动结构升级，重视环境保护；要改善投资环境，完善协调机制，积极构建服务型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