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30年，中国维持了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在这一路上，有唱衰者，也有唱盛者。一个“唱”字，深得经济预测的精髓：它像是KTV的自娱自乐，总会有人“跑调”。这个大众喜闻乐见的游戏不会停止。近来，有警告中国经济将在2013年之后陷入危机者，有宣告中国经济规模将在2016年赶上美国者。论者有一些证据，同时他们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或愿望，自说自话。

古罗马神话说，智慧女神的猫头鹰总是在黄昏出动。黄昏没有白昼的躁动，是回顾与反思的时候。现在大概可以开始总结“中国模式”的得与失了，先来看看我们为高速增长付出的代价吧。

中国的工业化经历了多次挫折，屡仆屡起。19世纪后半叶的洋务运动从西方引进了工业技术，但没有引进工业文明，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洋务运动奄奄一息。在20世纪上半叶，日本入侵和国共内战重创了新一轮工业化的努力。在战争结束后的1950年代初，又一轮工业化开始了，这次全面模仿苏联“模式”。苏联予以大力支持，援助项目主要在重工和军工领域。但领导人还要以更快的速度前进，要在数年内“赶英超美”，于是发起“大跃进”。工业大跃进主要是“大炼钢铁”，成本由农民和环境支付。在农业大跃进引发的大饥荒中，饿死的基本上是粮食大省的农民。

当19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苏联模式的工业已经丧失活力，“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改革开放”成为唯一的出路。当初，“改革”的重点是把农民从公社中解放出来，农民有了生产积极性，生活在短时间内明显改善；“开放”是在沿海地区建立特区，为海外企业设立加工厂，廉价的农民是加工厂的主要劳动力。在这一时期，重工和军工的发展严重滞后。直到1980年代后期，首钢——当时中国工业一面招展的红旗——还在使用洋务运动留下的锅炉。

即使在工业化初期，小农经济能够创造的财富也非常有限，农民生活的改善只是相对于前30年而言。这样的好日子也不长。因为加强农村基层建设、粮食由政府“统购统销”等措施，1990年代出现了严峻的“三农问题”（农民、农村、农业），许多事件惨不忍睹。因为种地赔钱，土地被撂荒，农民在外打工，用打工挣的钱支付农业税费。在加工厂聚集的地方，如珠三角，农民工不仅给地方政府带来税收，给工厂主创造利润，还养活了房东、商贩、办暂住证和检查各种证件的人员、甚至劫匪。他们的月收入曾长期“稳定”在800元左右，还经常被拖欠。

“三农问题”一直延续到2006年废除农业税才开始好转。这时，中国历时100多年的工业化终于能够为自己提供资金，不再需要农民勒紧裤腰带了。但情况又有了新变化——工业好像不再那么重要了，土地成为政府的最大财源。在不太偏远的地方，农民想种地而不可得，他们的土地被廉价拿走“开发”，因此出现了很多暴力冲突。也许有较为公平的土地交易，但只要出现对抗，农民总是失败者。

在农民兄弟之后是工人老大哥。经济开放之后，缺乏竞争力的国有企业很快更加不景气。偶尔盈利的国企成为宣传“典型”，以证明国企“还行”。在这个幻觉的误导下，政府不停地向国企注资。正如预料中的，国企没有“解困”，大量资金也去向不明。政府终于发现，处于竞争环境中的国企是一个无底洞，无论用多少资金都填不满，于是大量企业被贱卖、被破产；工人也“下岗”了。在一定程度上，工人被农民工“顶替”了。昔日的“主人翁”收到的临别礼物是官方的鼓励：豪迈呀！跌倒再爬起来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