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涛，高个子，光亮的额头，说话简短，总是用最少的字表达足够的意思。有人评价说：没见他笑过，也没见他沮丧过，永远都是那副脸。李涛不喜欢受别人控制，他希望可以掌控自己的一切，给每件事情定一个Deadline（最后期限），是他一贯的风格，通常必须如期完成。在西安做了两家公司：一个农业公司中国绿色农业（NYSE：CGA），一个信息技术公司联合信息（NASDAQ：KONE）。两年间，他先后把这两家公司送到美国纽交所和纳斯达克上了市。

中国绿色农业公司在美国融资时，李涛对华尔街投行说：你必须按照我的步骤来，这是条件，你做还是不做？结果投行们做了。

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几乎都不会感到很惊讶。我认为一切皆有可能。我可以迎接一切变化。这可能跟我小时候生活有关。20年来，我的年龄没有变过，20多岁时别人就猜我40岁；今天，人们还猜我40岁。

1983年，18岁，我考上大学，然后又考上硕士，接着在西北工业大学念博士。2000年回去给父母扫墓，村里3000人，正儿八经考上大学的还就我一个人。

毕业后留校任教。当时想，用5年当上科长就不错。结果很意外，工作两年半后，我直接当了副处长，然后是正处长。

到1997年，想做点自己的事，于是下海经商。本来希望用十年做到收入2000万元，管理50号人，结果不到一年就实现了。

最初想做自动化公司，高校出来的人嘛，都想做所谓高新技术。后来发现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中国，这几乎不可能，只能做代理，给别人做嫁衣、跑龙套。我想我们一定要杀出一条血路，做出自主知识产权的东西来。经过市场调查，我们发现自动化和计算机结合是个好方向。这就是联合信息的前身。现在联合信息致力于无线网络下的音视频传输、信息交互技术为基础的系统解决方案。

与此同时，我们还想找一个有核心竞争力的东西做。选来选去看上农业，那时候陕西省植保所有一对夫妻，他们研究出了腐殖酸产品，有改善土壤、促进植物生长的作用。于是购买了他们的专利，开始做有机肥料市场。这就是如今的中国绿色农业。

国内肥料市场基本是区域性品牌，非常分散，有6000～7000家企业，其中1000～2000家有一定规模。我们觉得未来一定会整合，会兼并和重组，会从游击队演进到靠品牌生存。因此筹划上市，利用资本进行并购和重组，推动品牌做大做强。

牢牢操控自己的一切

CGA是通过反向收购上市的。以CGA的规模，当时去香港的话就是创业板，那可不是一个好选择。国内上的话再融资很困难，最后选定去美国，而且选择了一个相对便捷的方式：反向收购。通过收购一个壳公司，再转板到主板，比如纳斯达克、纽交所。

2007年最后一天我们做完材料，本来准备2008年8月之前转板成功，没想到遇到了金融危机，到2009年年底才正式转入纽交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两个公司到美国上市，没有找任何一家中介机构。有的公司找财务顾问，找咨询，送别人股票或者付费。我们一股也没有送过人，一分钱中介费没出过。是自己写材料，找审计师、律师，然后直接上市。

有人说，自己做材料好像闻所未闻，其实有什么呢？可是世界上有人天生会做这个东西吗？

最重要的是：我不愿意让别人控制我的事情。

我坚信不会有任何一个人像我一样了解我的公司。请一个顾问来做，我还是要跟他介绍公司情况。即使找顾问，也必须把每件事情搞清楚，否则不做。必须清清楚楚知道每一步怎么做，风险是什么，最好的结果是什么。

开始也是不懂，但是并不难。去SEC（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下载上市公司的招股书样本，照着写就行。什么商业模式描述、赢利预测、风险披露、市场描述、公司财务模型建立都是我们自己做出来，通过律师把关之后报给SEC。做完项目后，我们上市团队中一个员工就跳槽直接去做财务顾问了。他经过这一轮，什么都会了。

我有个习惯，就是给自己的事情定一个Deadline。我们2008年8月正式上OTCBB，同时向美国私募融了资。当时下定决心，到12月底结束这次融资，能融多少算多少，主要考虑到马上是中国春节和元旦，美国有圣诞节和元旦，时间一拖长可能会遇到很多障碍，当时宏观经济已经有不稳定的迹象。本来预定融资2600万美元，最终融了2051万美元，如期结束。

融资就是卖股票，能卖什么价钱完全看供求关系，创始人必须抓住融资的时间窗口。如果我们当时不能在12月底结束融资，过年后想融资门儿都没有。春节后，金融危机愈演愈烈，2008年5月我在美国做非融资路演，那时候已经一片哀嚎，到了8、9月份情况越发严重，10月份走到哪里都感觉好像世界末日。

上OTCBB过程中，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做SEC文件，而是私募融资。私募会有一个牵头的主投资人。当时我们路演时，到了达拉斯一家专投中国的公司。之前他投过一家类似公司，对同行业公司已经不感兴趣了。我到了他们办公室和几个分析师开会。旁边一个桌子上有5、6个屏幕，老板就坐在那同时看几个屏幕的股票信息，没有参加我们的会。我非常清楚他就是老板，只有老板才能坐那个位置嘛。当时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把老板吸引过来，只有让他跟我谈，才可能拿到钱，分析师们不可能有这个决策权。实际上，我们讲到一半时，老板已经把全部精力转移到我们这了。

会议结束后，我又和他说了一句话，他当场就决定做CGA主投资人（领头基金）。我说，中国有句话叫“烧钱期”，中国绿色农业已经过了烧钱期。技术成熟，市场成熟，人力资源成熟，已经是一个快速赢利、稳定发展的企业，以后每年增长都不会低于一个具体数字。现在看来，CGA完全实现了这样的业绩增长，实现了对投资人的承诺。

当时有四个主投资人备选，最后我们也选了他。我们的条件也很硬，我们不给Option（期权），不给Warrents（认股权证），一切可转的都不给，那会对后面影响很大，后续融资将会举步维艰。当然，作为被投资的公司，我接受投资人的考核，比如两年业绩增长必须达到多少，除此之外，什么都不答应。

至于为什么我能吸引到这家基金的老板，也许是语言的坚定，眼神的表达，也许是每句话措辞的语调。这可能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究的气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