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东方2006年9月美国上市前后，徐小平和其他创业元老就集体退出了公司董事会，“这个过程没什么不愉快，但显然俞敏洪也没特别地来挽留我”。作为股东，徐小平成了仅次于俞敏洪的“中国第二最有钱的老师”，而他下一步要做什么，则“成了无与伦比的挑战”。

尽管有着“仙人指路”的美誉，徐小平也会遭遇转型困惑，50岁时，他问朋友卢跃刚“下一步做点什么”。卢跃刚说：“很简单，做你不得不做的，做你爱做的。”他的大部分股份都在新东方，他在那里持股10%，最近四五年里，他用这些资金做起了和朋友李开复一样的天使投资(他与郭台铭、柳传志等同为李开复“创新工场”的出资人)——出资协助具有专门技术或独特概念的原创项目或小型初创企业，“给钱占股份”。

“小平，你没有被钱毁掉。”当徐小平近期向卢跃刚“汇报”最近四五年的生活经历时，这位最了解新东方和徐小平的中青报记者肯定了他的职业转型。

在波士顿大学读商科的上海姑娘小袁是徐小平的现任助理，在她眼中，“徐老师”既酷爱美食又总怕体重增加，而他分别留学于耶鲁大学和纽约大学的两个儿子既懂礼貌又孝顺——两个儿子与幸福和美的家庭，是徐小平现在最骄傲的人生财富之一。

让我惊讶的是，小平的英语足以“跟洋人24小时不间断地说话”，在斯坦福大学发表英文演讲的喜剧效果也超过了用中文，但他还嫌“不够纯正和地道”，去年年初通过朋友找了一位美国姑娘做英语老师，“现在成了我的一个英语秘书”。

“最好的朋友”和“最好的朋友之一”

新东方在2006年以后，就成为徐小平欲说还休欲罢不能的话题，他曾用各种表述来形容他和这个公司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他和俞敏洪之间的微妙情感——

“96年回来的时候，一开始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赚钱谋生。做着做着，和俞敏洪、王强他们一起，从中国青年人身上看到了那种时代的脉搏、时代的洪流，裹挟着我们往前走。这时候，新东方对我来说，成为我想去为它服务一生、贡献一生的事业，我没有想过要离开它。

活到55岁，除了父母以外，两个人最重要，俞敏洪是我事业上(最重要)的，我太太是我生活上(最重要)的。

俞敏洪依然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依然是俞敏洪最好的朋友之一。我和老俞的生活风格也许很不一样，但是我们两人作为兄弟、朋友与合作伙伴的关系是砸不烂烧不灭打不破的。

徐小平曾两次离开新东方董事会，一次是2001年，一次是2006年。

北京新东方学校1993年11月16日成立，2001年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徐小平的回忆版本是：当时他就积极推进公司内部的企业治理，包括限制俞敏洪的各种权利，推动新东方内部投票权、分红权和知情权等权益的制度化建设，力度过分了一点，使得“老俞觉得我应该离开董事会”、“大家投票让我离开了董事会”，“这就意味着我和俞敏洪合作的一个时代的结束，从此我主要以股东的身份与新东方合作”。

2001年10月离开董事会那一刹那，徐小平拥抱了俞敏洪，此后在百般痛苦中写下“我的新东方人生咨询”《图穷对话录》。该书系统总结了新东方的留学理论，明确提出“反对‘留学无意识’”。这本书一出版，即引起轰动。

俞敏洪读了《图穷对话录》部分章节，“十几分钟后，他张开激动的双手和我笨拙地拥抱”，表示他“再次体会到1983年在北大第一次见到我时的激情，感觉到1995年在温哥华久别重逢我的灵感，预见到新东方精神即将飞翔到一个新的云层的大喜悦”。于是，2002年教师节，新东方全体高管开会，庆祝《图穷对话录》出版，“徐老师”被“俞老师”请回了董事会。

“男人之间的情谊，寻死觅活还是为了一个事业，为了人生的这种理想和辉煌。”也难怪，淡出新东方的这四五年，徐小平做梦都在想着如何与俞敏洪沟通并帮助他;2009年有一次见到俞敏洪，他甚至“流着眼泪告诉他：我想念你”。

新东方在2006年上市后，徐小平不愿再像俞敏洪期待的那样“一个演讲讲几百遍”。他再次离开董事会，从此迷上了天使投资，迷上了写博客，“我的博客点击率上千万”，“现在粉丝超过百万”。助理小袁也发现，和“徐老师”谈话时，他有时说着说着就没声儿了，原来又在玩微博了，又在转发关注农民工“春运”和寻找被拐卖儿童的微博了。

2010年秋，正在哈佛大学访问的徐小平短信俞敏洪，转达一个论坛请他来演讲的邀请。从俞敏洪的回复中，小平觉察出他正处于困境，于是给这位爱恨交织的朋友写了一封酝酿了5小时的邮件，措辞之严厉连他自己都“拿不准老俞会有什么反应”：“本来非常非常不想和你写信谈新东方的事，但我觉得如果再不写的话，就不是体贴你，而是背叛你……虽然我们之间有深厚的友谊和感情，但如果再不和你进行一次坦诚的沟通，我自己也会觉得没有履行自己作为朋友的责任。”

在邮件中，徐小平历数了新东方的五大危机：营销方式落后，兼并和收购不力，对管理层缺乏制约，产品和精神思想都缺乏创新。徐小平的危机感来源于学大、学而思和环球雅思等竞争对手2010年的上市。

他说，“俞敏洪现在自己演讲，这不是最有效的方法。新东方错过了，至少在互联网领域，新东方的互联网营销、互联网推广做的很弱，甚至有可能失去一个时代”，“新东方上市以后没有并购，但事实上它就是一个并购而成的企业，只不过没有用现金。新东方并购了徐小平，并购了王强，并购了很多很多东西”。

俞敏洪第二天就回复了徐小平，用“如沐春风”概括他的读后感，他还将这封邮件转发给了新东方全部现任高管，并在高管会上当众朗读。只是，这一次，俞敏洪并未邀请徐小平回来“帮忙”。

但是，徐小平依然还记得事业开始时的那些起点，比如老俞“借了我4500块钱，买了两个办公桌，然后就开始我的咨询事业”，“签证、留学、移民各种讲座我一个星期做十几次，一天约谈几十名万般迷惑的学生”……

想做思想者

专访那天，近三个小时，徐小平不时妙语连珠，而且总能用最富文采的句子表达出来。他也不忘提醒“记下来、记下来”。当我用“观念提供商”来总结他的社会角色时，他激动地站起来和我握手，“我不敢说我是一个思想家，但是英文里面(“思想家”与“思想者”)没有区别，我是一个思想者，我是一个观念提供商。”

徐小平的表达才华、对青年始终如一的关怀，以及关注、提炼重大时代命题的形而上追求与禀赋，其实可以追溯到更早。

1956年生人的他，曾就读于江苏泰兴襟江小学(其前身“泰兴第一高等小学校”创立于清末)，虽然“文革”中学业受影响，但他通过家门口杂货店的包装纸，找到了“文革”前的中学语文课本及平生第一本《唐诗三百首》，“大概初一期间读完了‘文革’前初中、高中所有的语文课本”，还通读了郭沫若著《李白与杜甫》。

也是在初中低年级，徐小平读到鲁迅《呐喊》、《彷徨》、《孤独者》和《朝花夕拾》的合集，“最难忘的是魏连殳，一个孤独者像狼一般嚎哭的声音，至今还在我心中嚎叫着”，“那种愤世嫉俗，那种孤独、绝望的文字，深深地和我青春期的孤独感产生强烈的共鸣”。

“文学是我的血液，音乐只不过是我的表现而已。”徐小平在中学的宣传队就吹拉弹唱，考上文工团后演奏了五年的手风琴、小提琴和双簧管，但“其实我知道，我更想做思想者，文字传播者”。

1978年5月，徐小平被录取到提前招生的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理论系。大学5年，做过黑板报主编和学生会干部，是音乐学院的活跃分子，但就是和谭盾、叶小刚这些当时就崭露头角的音乐才子们“没有化学反应”。

上学第一天去图书馆看《小说月报》，他悔恨的是“我怎么没上北大中文系”，所以大三大四期间，自发去北大听了两学期严家炎和钱理群的现代文学，“我毕业后主动要求去了北大，因为我的精神家园在那里”。

从1983年开始，在北大担任了5年的艺术教研室教师和团委文化部长，教师的职业经历决定了徐小平“始终面对的是年轻人”，加之长着娃娃脸、个子不高的他“从来没把自己当作大人”。也因此，他把在新东方10年的工作理解成“相当于团委书记”。

徐小平还记得，1996年刚加盟新东方时，俞敏洪有一次召集二十几个教员开会，不知道怎么介绍他，就脱口而出，说“这是徐小平，新东方最有思想的人”。这句话于俞敏洪可能是无心之语，但却一下子击中了徐小平的心。他说，“在新东方，我不是一个最会讲课的人，不是一个最懂英语的人，我要做新东方最有思想的人。”

在去年那封写给俞敏洪“预警”的邮件中，徐小平就质问：“新东方上市以来，你能给我再举出一条激动人心的新口号与新思想吗?”15年来，他始终紧贴着这个时代迷茫而向上的年轻人。他提出或参会策划的许多口号，如让学生预支自信的“中国机会论”，鼓励留学生回国的“彩虹计划”，提倡理性留学的“反对留学无意识”，反对学历崇拜的“就业中心论”……

走在北京的许多场所，常常有人对他说：“我读过你的书”、“你的观点改变了我的人生”……这让他备感欣慰：“留学、教育、就业这些事情，是人生的重大问题，虽然我在这些问题上发表了诸多见解，后来再看，这些观点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对得起相信我的青年人。”

新东方上市后，徐小平开始致力于天使投资，他对自己的新事业有一套自己的说法：“青年创业是通往自由与独立的长征路和高速公路”。“各行各业都有‘成绩单’，男人奋斗的‘成绩单’，至少在企业领域是财富”，这是他40岁时悟出的道理。在“剩女”成为流行议题时，徐小平2007年还投资了龚海燕的婚恋网站“世纪佳缘”(该网站那年4月获得的4000万元投资，主要来自同为新东方创始人的徐小平和王强、钱永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