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配置资源而言，欠缺法治的市场可以比中央计划的效率还低，强势政府干预于是获得了民间的同情，但也会将经济转型引上歧途。俄罗斯人可以在一夜之间打碎旧的中央计划体制，却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建立新的法治体系，转型之难，不在于打破旧体系，而在于建立新制度。

在欢庆纪元后第二个千禧年的到来时，谁也没有料到，迎接人类的将是一场巨大的金融海啸。

这是怎么回事？究竟是谁之过？惊恐之余，人们纷纷翻出昔日的理论和早已被忘却的预言，试图证明人类的智慧尚未退化到不可救药的地步。马克思的《资本论》在东京热卖，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在纽约脱销。不同的学说受到不同人群的追捧，你、我各执一端，互指他人为肇事者，千方百计地为自己的愚蠢开脱。诸多学派之中，最为流行的，当然是凯恩斯主义。

政府——救赎者或肇事者？

当消防队员奋战在火海之中时，谁愿追究他放火的责任呢？

在“大萧条”的年代，是凯恩斯指出了市场失灵的可能性，也是凯恩斯给出了应对之方：政府增加开支，创造有效需求。这个今日天经地义的政策，70年前却是离经叛道的言论，称它为一场“革命”，毫不为过。对于凯恩斯的新理论，当时学术界莫衷一是，西方各国政府亦满腹狐疑。直到1939年，美国才开始认真研究凯恩斯的主张，也只有到了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大规模的政府开支才具备了政治上可行性。然而经过记者和专栏作家(例如保罗·克鲁格曼)的演绎，这段历史变成了如下的版本：美国总统罗斯福接受了凯恩斯的建议，于1933年推出“新政”，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大萧条”。

数据告诉我们，美国经济在1933年之后停止萎缩，失业率从25%的高位回落，但真实GDP则是在1939年才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而失业率在1941年才降到单位数。军备开支的直线上升的确创造了有效需求，军队的大规模征兵当然也创造了工作岗位，到底是谁结束了“大萧条”？罗斯福还是希特勒？我们只能留给历史学家去澄清。有意思的是，率先采用凯恩斯政策的是瑞典和纳粹德国，凯恩斯本人当然不愿将后者作为他的案例，在他的讲话和文章中，完全回避了这个最早的“凯恩斯主义国家”。

凯恩斯经济学的关键假设是“动物精神”。在亚当·斯密的世界中，已知产品和要素的价格，经济个体经过理性的计算，做出最大化自己利益的决策。尽管并不完全否定决策过程中的理性分析，凯恩斯主义者认为，经济个体可以是非理性的，例如在纯粹心理因素的影响下，消费者和企业忽然悲观起来，对未来失去信心，消费与投资意愿下降，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因此而陷入衰退。由于“动物精神”无逻辑可言，几乎无法对它进有意义的分析，人们无法改变而只能接受这个现实，并以此为前提，探讨应对之策。如人们所熟知，标准的凯恩斯主义对策就是政府的反向操作，增加财政开支以弥补民间需求的不足，即使不能避免衰退，亦可减少“动物精神”对经济的负面影响。

当代凯恩斯主义者沿袭了“动物精神”的传统，指责“新自由主义”是这次金融风暴的始作俑者。在“动物精神”的驱使下，华尔街贪婪逐利，金融创新过度，而政府又疏于监管，未能以其理性的“人类精神”约束华尔街的冲动，听任资产泡沫发展，终于酿成大祸。不仅如此，他们还宣称，泡沫破灭之后，具有“人类精神”的美联储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以超常规的市场干预挽狂澜于既倒，避免了金融体系的崩溃，从而避免了“大萧条”的重演。

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

美联储对这次金融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2001年开始，美联储执行了松宽的货币政策，将联邦基准利率降到当时的战后最低水平，并保持低利率达两年多之久。房地产市场因此出现了明显的泡沫，泡沫于2007年达到顶点。从2004年中起，美联储进入了加息周期，贷款利率随着基准利率节节升高。高利率增加了贷款偿还成本，最为脆弱的次级按揭市场首先拉响了警报，逾期和违约率的上升引发以次按为基础的债券价格下跌，盛宴结束了。为什么不早不晚，在美联储减息之后形成房地产泡沫？低利率刺激了金融创新，也促使金融机构不断提高杠杆率。金融创新过度并非源自华尔街的贪婪，华尔街何时不贪婪？银行家们不必等到2001年才集体疯狂。就引发金融危机而言，美联储低利率的作用远超华尔街的“动物精神”。如果追究罪责，美联储是首犯，华尔街充其量只是一个从犯。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扭曲了金融市场中的最重要价格——利率，在错误的价格信号指导下，家庭过度负债，金融机构高杠杆运行，金融创新过度。

凯恩斯主义者有意无意地忽视危机的真正原因，并欢呼是美联储防止了另一场1930年代那样的大萧条。其实，弗里德曼在其名著《美国货币史》(与施瓦茨合作)中，令人信服地证明，美联储错误的货币政策是1930年代“大萧条”的重要原因。纽约股市1929年崩盘后，市场上流动性奇缺，此时美联储不但没有增加货币供应，反而收缩广义货币达三分之一！周转发生困难的银行大批倒闭，一次股市的调整于是演变为长达十年的经济萧条。伯南克与格林斯潘自称是弗里德曼的学生，两人都深入研究过这段历史，想必知道2008－09年金融救援的功劳应该记在谁的名下，弗里德曼还是凯恩斯？

退一步讲，就算美联储扑灭了一场世纪之火，我们仍不能因其今日救火之功，宽恕它昨天的纵火之罪，或者因其危机时刻的称职表现，放松平时对它的制约和监管。是的，监管美联储，一个政客有意回避、世人宁愿忘却的问题。当消防队员奋战在火海之中时，谁愿追究他放火的责任呢？毕竟他是阻止火势蔓延的唯一希望。然而若不约束救火者伯南克，他就有可能变成格林斯潘第二。已有迹象表明，伯南克领导的美联储正在重蹈前任主席的覆辙，在系统崩溃的危险过去之后，幻想用增发货币刺激美国经济复苏，当利率已无法再降时，美联储就捡起日本人屡试不灵的“数量松宽”，继续投放货币。一如日本当年的情况，当企业和家庭的财务结构调整尚未完成时，当实体经济缺少投资机会时，除了制造资产泡沫，多余流动性再无其他作用。

中外货币政策的实践说明了限制中央银行货币发行权的必要性。在货币政策的操作上，对于理论界长期争论的“相机抉择”还是“基于规则”，实践也给出了回答。若想用货币政策削平经济周期的波峰和波谷，央行要有超人的智慧和技巧。由于微观经济单位的调整需要时间，货币政策从执行到发挥作用存在着时间上的滞后，央行必须事先准确预测经济的运行，在恰当的时点上、???恰当的力度和恰当的工具操作货币政策，方能收到预想的效果。如果在时点、力度和工具上出现哪怕是很小的差错，调控的结果和初衷可能大相径庭，甚至适得其反。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用令人信服的数据表明，在战后的30年中，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非但没有稳定美国经济，反而引起和放大了经济的周期振荡。

说来不无讽刺意味，限制央行的必要性竟来自于凯恩斯主义，央行行长也是凡夫俗子，既有普通人的理性，也有普通人时常表现出来的“动物精神”。正是在人性假设的一致性上，我们看到了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的根本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