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这回奖给多少钱？”一群不修边幅的农村妇女，大大咧咧地闯进了李金亮的办公室，边说话边喘着粗气。

我坐下不到半分钟，屁股还没坐热，就被李金亮请出了办公室，他说，要和几位“重要人士”谈事情，让我在旁边的会议室等。

几位妇女迫不及待地拥向他的办公桌，叽叽喳喳地家长里短起来：下礼拜谁的儿子娶媳妇，谁这月编了上百张条柳桌，谁家里的大娘身子骨还硬朗……李金亮高兴地应和着，声如洪钟。

大约十分钟光景，她们点着钞票，一脸满足地离开了。只听见李金亮清了清嗓子，推开了会议室的门。

创业这点儿事算个啥

年过半百的农民CEO李金亮，上市公司老总一个，还是在美国纳斯达克上的市。但他坦言，采访过他的正规媒体远没有“要钱媒体”多。

“在俺们这种小地方，一听说上面媒体来给做宣传，都好酒好菜地招呼，不敢怠慢。但他们采访完了都会提出拿点赞助费，这一来二去，哪还敢再接受采访？谁家的钱都是辛苦挣的，不是天上掉的啊。”他此言不虚。我也曾被他“一棍子打死”过。

在中国牡丹之城山东省菏泽市，有个叫“曹县”的地方。在这个小县城里，出了很多优秀的民营企业，李金亮的曹普工艺就是其中之一。

“公司将755万美元股权全部转让给美国天威国际发展有限公司，曹普公司变为了外商独资企业。2009年10月，曹普公司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主板市场成功上市，发行股票6000万美元。”这是2010年9月13日，《菏泽日报》在一篇题为“曹县助企上市向资本市场融资”的报道中对曹普上市做出的陈述。

李金亮摇身一变，成了村里、县里、市里的大明星。这是可以被允许的自我膨胀的时刻，他非但没有这样去做，甚至“连想都没想过”。

李金亮不抽烟、不喝酒、不进KTV、不打高尔夫。他不懂外语，也不怎么会用电脑。他没有父辈留下的任何人脉，更没有祖上传下的如山银子。他父亲是农民，母亲是农民，他“也是个农民”。

“我从来不觉得苦，”李说，“比起父母把我拉扯大的辛苦，创业这点事儿算啥呀。我的很多同学现在还在种地，有的还很贫困。我很知足了。”

李金亮的知足，用厂子里员工的话说就是“太会过”。堂堂上市公司董事长，不在市区买套高档的住房，却挤在办公楼里睡觉；只要在公司办公，都会和车间工人一起吃食堂的大锅菜。和他一起创业的人对这样的老总表示敬佩和放心，而那些不了解内情的客户则对他乘火车买硬座票表示诧异和不解。

关于这位小地方的“土”老总，我们还是从头讲起吧。

从李支书到李老板

生在人民公社中的李金亮，自打出生后就在村子周围打转转，毕业后被留在村试验队，负责玉米试验田。而成绩远没他好的同学却依靠父母的关系，在县城找到了每月三十四块五的工作。“那时最怕同学聚会，一听说谁在县里找了份好工作，我心里就咯噔一下。”

不过，李的聪明马上适时地显现出来了。由于在培育良种方面成绩显著，仅仅一年，他就“升官”到大队，做起了团支书。“我那时写了数不清的‘入党申请书’，非常渴望进步。”

1979年的春天，李金亮终于入了党。不过，改革开放的春风并没有及时地吹进这座闭塞的小县城。计划经济时期的曹县农村，各家各户只是老实巴交地上工种地，是否允许农民分田单干还在争论中。

李金亮盯上了条柳编织。自筹加贷款，他和村委会一班人盖起了一间200多平米的厂房。通过师傅带徒弟的方式，第一批40名工人也正式上岗。对于农闲见不着钱的村民来说，每天编几个筐子就能挣三四块钱，是件再好不过的事。

厂房、工人都齐备了，销路呢？外销。是的，按照李的说法，一是价格能卖上去，二是赚外国人的钱腰板硬。他记得当时带着两名技术员，战战兢兢地找到当时曹县外贸局的工艺科去谈出口。李本以为“衙门难进、脸难看”，谁知，县外贸局也正为上面压下来的订单发愁，双方一拍即合。

1986年，李金亮亲手创办的村办工厂已经达到200多人的规模。此时，一纸文书使李金亮的“仕途”戛然而止，他被调到乡镇去开办一个全新的条柳编织企业。从此没人再叫他“李支书”，而是改成了“李老板”。

事实证明，“李老板”远比“李支书”能让他大展拳脚。那时，曹县外贸局的订单已经远不能满足企业的产能，李金亮立刻把敏锐的目光转到了其他地方的外贸局，菏泽、兰考、商丘、青岛、天津一个接着一个被他攻下。难怪当时厂里的工人常说：“好消息是李老板又找到了大批订单，坏消息是咱们又得加班了。”其实，加班加点干活的不只是工人，从谈订单到押货运输，李金亮都是亲力亲为，甚至比工人还辛苦。冬天押车，拾路旁柴火给发动机加热，出差时，住3块钱一晚的地下旅馆，吃街边上的小摊，坐火车跟别人讨张报纸蜷缩在座位底下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