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吴刚（化名）时，他已经是连续第七天在出差。

吴刚从事的是当下最热门的职业——PE。他在某本土知名投资机构任职多年，并混到了投资总监的职位。

上次见他还是几年前的事了。和那次的印象一样，他依然电话不断，最大的变化莫过于他头发的颜色：从全黑变成了花白。

“我打算辞职了。”刚坐定的吴刚，一脸淡然地说。

这话却不能让听者淡然。要知道，吴刚所在的投资机构正处在其创立以来最好的时候，这两年不仅IPO获利颇丰，而且名声大噪。顶着这样一家基金的光环去看项目，也的确让吴刚觉得，在同行中“有优势”，甚至“有面子”。

外表光鲜的背后

在这样一个看起来“光鲜”的行业并且是“光鲜”的机构任职，为何还要离开？

吴刚一口气说了一大串的理由：

我现在感觉太累了，每天到处飞，每次回家最多能待上一两天就又要出差。但这不是关键，最关键的是，目前基金的这种现状，越来越让我觉得无法适应。

其一，你也看到，我们基金在接二连三地募资，而且规模越来越大。但现在投的好多项目，看上去都莫名其妙。想想也是没办法的事，钱摆在那里，不投不行。

而投了的项目又没人管。像我这样处在一线的基金经理，从信息收集，到请第三方机构做DD，再到谈判和最终投资，全部要一个人完成，根本没有精力做投后管理。

现在很多基金都是靠赚管理费的。你想想看，50个亿的规模，2%的管理费，一年是多少钱？我感觉我们也是这样的。有些人可能觉得无所谓，反正赚不赚钱是几年以后的事，先混过了这一段再说，但我不愿意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

其二，投资决策流程。最了解项目的是像我们这样在一线的人，但我们只是扮演收集信息与回答投委会提问的角色。投委会是最高决策机构，他们主要根据项目相关的文字资料，及我们对一些问题的回答做判断，最终投票决定投资与否。项目太多了，他们根本没办法逐一实地去考察。

投资，尤其是早期投资，应该是一门艺术，而不应该像现在这样，用一系列条条框框去套，更不应该把它做成标准化、流程化、工业化的东西。

其三，激励机制的问题。比如，在这个时点上，共投了10个项目，每个项目投下去1000万，而今年只有1个项目退出，从1000万变成了1.5亿，其它9个都未退出。这时候，要先扣掉其它9个项目的原始投资成本再计提奖励；我觉得，这样做好处是可以起到约束作用。但即使这样核算出的奖励，还要先扣留一部分作为风险保证金，几年后再予以发放，我现在都40多岁了，等退休了我还要钱干嘛？再如，在单个项目进行提成核算时，要扣掉平时的差旅费，还有一些所谓的公摊费用。我觉得这有点过了，我不知道管理费是用来干嘛的？搞的我有好项目也不愿意拿进来。

我觉得没必要这样下去了，我想休息一下，好好生活了。

所幸，这些年，我自己留了个心眼，没有在这里使全力，跟着圈内朋友做了些个人投资，赚了些钱。不然，40多岁了，还要过着很贫寒的生活。

我觉得，接下来能把自己的钱管好，一年投1个，甚至两年投1个项目，都会比现在好得多。

还会有多少个“吴刚”？

吴刚是个案吗？

这已经不是记者第一次听到业内人的如此“心声”。几个月前，一位同行向记者提起，她刚接到一个朋友A的电话，对方要离职了。彼时，A是本土PE机构B的投资经理。B其以大规模团队进行多点覆盖的方式，成为国内冉冉升起的PE新星。除了找项目的压力，A称，长期的出差也导致其婚姻亮起红灯，精神几近崩溃。

清科的统计显示，2002-2010年，中国创投市场无论是新募基金数还是募集总额，都一路高歌猛进，年度新募基金数量从34只达到158只，而年度募集总额也从12.98亿美金跃升至111.69亿美金；清科预计，2011年，中国创投市场新募基金数量将突破去年的历史新高，募资总额将达300亿美元。

一位投资人在微博上用“PE大跃进”来形容当下市场的狂热。他甚至认为，一些机构迅速投资，再迅速融资的做法“首要目的是赚管理费”。

在各种竞争和压力之下，激励机制也成为影响PE、VC从业人员去留的重要因素。根据清科的调研，现阶段本土VC、PE在薪酬体系上并没有完全遵循公平性、竞争性及激励性原则，相比之下，外资机构薪酬体系中各项收入水平要明显高于本土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