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加盟”与“直营”模式作为观察大多数王朝公司创建过程的视角，不难发现，每一种成长路径的确定，固然与领导者独特的个性与能力存在很强关联，不同历史背景也会对最终选择的“创业”模式构成极大制约。

无论是何种原因导致了一个王朝创业之际的最终路径选择，在历史的尘埃落定之后，今天的我们更容易全面对比不同路径选择的优点与不足。必须看到，在任何一个王朝公司创建的成功案例中，无论其采用“加盟”还是“直营”模式，都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为组织的成长扩张提供了强大而有效的推动力，同时也会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接下来，我们将从扩张的效率和成本、实现的规模以及日后的隐患三个方面对加盟与直营两种路径选择做以对比分析。

狂飙突进与稳扎稳打

对处在创建之初的组织而言，快速成长扩张无疑是最为迫切的目标之一，而对比“加盟”与“直营”两种成长路径，前者显然更易实现狂飙突进式的迅速膨胀，后者则更适合于稳扎稳打型的平缓扩张。例如，周取代商的过程中，由于广大诸侯国的“加盟”，仅一年时间就击败了失尽民心的纣王，确立周代800年基业。周朝末年，以“直营”模式统一天下的秦国则要艰难得多，次第平定东方六国共耗费了10年时间，其间还经历了多次惨烈战争，秦人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西汉与东汉不同时速的建立过程也可看作对这两种扩张路径效率对比的例证。刘邦于公元前209年响应陈胜、吴广起义而起兵反抗暴秦，仅三年时间就攻入秦国都城咸阳。在随后的楚汉对抗中，他又用四年时间消灭了不可一世的项羽，成就帝业。与历史上诸多王朝的创建过程相比，刘邦缔造西汉显得极为“轻松”而富有效率，而这一结果很大程度上则要归功于其所采取的“加盟”扩张路径。

实际上，在与项羽正面交战过程中，刘邦亲自率领的部伍败多胜少，屡次陷入窘迫境地。真正使胜利天平倾斜到刘邦一方的因素，是原本拥兵观望的韩信、彭越等诸侯的加入。当然，这种加入是有条件的，刘邦不得不拿出大片土地并赋予对方极大自治权。他听从张良的劝告，“与此两国约：一旦胜楚，睢阳以北至穀城，封彭越为王；从陈、颍州北以东，亳、泗、徐、淮北之地，东至海，并淮南、淮阴之邑，全部封给齐王韩信。”这一举措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使者刚赶到彭越、韩信处，两人就立即出兵合击楚军于垓下，项羽就此败亡。

与刘邦“加盟”模式的狂飙突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刘秀以“直营”模式稳扎稳打地结束割据局面时的巨大时间消耗与人员损耗。

刘秀于公元22年起兵参与推翻王莽的战争，经过14年的浴血奋战，于公元36年灭掉最后一支割据势力———盘踞西蜀的公孙述，其间可谓艰苦备尝。起兵三年之后，刘秀麾下不过数千人，地盘只有广阿一城，而当时拥兵数十万、割据千里的草莽英雄比比皆是。对于未来，刘秀自己未免也心中没底。他在广阿城楼上打开全国地图，问自己最宠信的助手邓禹：“天下郡国如此之多，现在才得到其中的一个。你此前却对我说平定天下不足为虑，为什么呢？”

此后，刘秀仍继续步步为营地扩张自己的势力。他先是击败了割据河北的王郎，实际控制范围拓展到北州十郡，接着击败数十万铜马军，尽收其精锐部分。此后，刘秀又大破赤眉军，先后平定割据睢阳的刘永及割据青州的张歩。至此，割据一方的势力只剩下陇右的隗嚣与西蜀的公孙述，而刘秀又花费了六年多的时间才把两处平定。其中，攻打公孙述的战争进行得尤为艰难，在旷日持久的对峙中，大将来歙、岑彭先后于阵前被斩杀，直至即将攻破成都时，仍遭遇了几乎逆转战局的大败。

如果完全忽略历史背景，单纯就战斗力做一番跨越时空比较，公孙述显然不及项羽，而刘秀所直接控制的将领兵马则强于刘邦；但在实际战斗中，公孙述让刘秀吃尽苦头，其背后所体现出的正是“直营”在扩张效率上不及“加盟”，而耗费成本更甚。

开放姿态与保守经营

在新兴组织的扩张过程中，“加盟”与“直营”两种路径的差异不仅体现在效率和成本的高低上，还反映在扩张规模的大小上。一般来说，采取“加盟”模式建立的组织通常保持着更开放的姿态，追求最大限度的扩张；而采取“直营”模式建立的组织则倾向于以保守克制的态度经营管理现有版图，固守有限空间。

以前秦的建立者苻坚为例，他在贤相王猛的辅佐下，先后灭掉前燕、前凉、代国，并继续赋予亡国君臣以较大的权力，从而以“加盟”模式打造出一个版图辽阔的帝国，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少数民族完成的北方统一局面。与北方的对手相比，偏安南方的东晋、宋、齐、梁、陈等朝代则表现出保守经营的一面。其中，刘宋的建立者刘裕在南朝诸帝中可算最具雄才大略，他于东晋末年发动北伐，先后灭掉南燕、后秦，实现了南朝版图的最大扩张，不过，事后证明，这只不过是刘裕为取代东晋积累政治、军事资本，他并无意于继续拓展地盘，对新占领的土地也没有信心进行维护，于是，不久之后，刘裕夺取的土地就相继落入北人之手。

再以西汉为例，尽管建立之初苦于连年用兵，但对于扩张版图之事却从不惮于劳顿。当时，秦朝任命的南越尉赵佗趁天下大乱，割据岭南自立为王。刘邦对这块偏安一隅的土地并不放弃，特意派出擅长辞令的陆贾拿着印信册封赵佗为南越王，令其服从中央管束。赵佗开始无意接受这一“加盟”邀请，态度十分倨傲，陆贾软硬兼施地表示：“足下本是中国人，亲戚昆弟坟墓都在河北真定。现在足下想要以区区之南越与天子抗衡为敌国，汉朝得知消息后，掘烧大王先人坟冢，夷灭宗族，只要派一名偏将带领十万兵马逼近南越，则南越之人就会杀掉大王而降汉。”于是赵佗立即恭敬地接受了册封。

东汉则是以“直营”模式建立起来的政权，深知扩张不易，因此以谨慎心态对待扩充版图的机会，更专注于经营固有疆域。《资治通鉴》记载，建武十四年，“莎车王贤、鄯善王安都派遣使者进奉贡献。西域各国苦于匈奴的繁重赋敛，都愿归属汉朝，请求皇帝像西汉那样重新设置都护府进行管理。光武帝认为中国刚刚安定下来，(不愿多事)，没有答应各国的请求。”与刘邦主动招纳割据势力“加盟”的做法不同，刘秀对送上门来的扩张机会都予以回绝。

对待规模扩张的不同态度直接导致最终控制版图的大小之别，这在历史地图上有着鲜明的对比。以疆土广大著称的王朝如元、西汉、唐、清，强盛时统治面积都在1000万平方公里以上，这显然是与这些王朝在领土拓展上所保持的开放姿态以及所广为采用的“加盟”策略有关(至少在对外开拓疆域时如此)。而东汉、宋、明等相对保守的王朝，版图大为缩水，其中北???巅峰时只有不足5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不免有疆土日蹙之感。

当然，盲目扩大规模未必意味着成功，而固守经营有限的版图也代表无能。唐代极盛时，曾控制了北到贝加尔湖、西至咸海的广袤土地，然而这种统治关系是脆弱的，安史之乱后，随着国势的衰弱，大片“加盟”土地纷纷恢复为独立状态。而东汉虽然开国时规模不及前代，但在近200年的时间里始终保持着对“直营”版图的有效控制，在对外战争中罕有战败失地，可见这一模式在维护既有版图的完整上更胜一筹。

“瓦解”危机与“土崩”隐患

“加盟”与“直营”两种成长路径，除了扩张效率和规模上呈现巨大差异外，在所带来的危机或隐患问题上也有显著不同。其中，以“加盟”模式缔造的组织往往遭遇上层分裂的“瓦解”危机，而以“直营”模式经营的组织则常常面临上下离心的“土崩”隐患。

“瓦解”与“土崩”的概念最早由西汉时的徐乐提出。所谓“瓦解”，大意是指统治上层的分裂，而采用“加盟”模式建立起来的王朝，往往容易出现此类危机。西汉建立之初，除了实力最弱的长沙王之外，其余异姓王纷纷起兵造反，对新兴王朝构成较大威胁；汉景帝时，又发生同姓王造反的“七国之乱”，带来严重的变乱动荡，这些事件都属于“瓦解”危机。所谓“土崩”，则是指统治者失去民心之后众叛亲离、上下离心、底层人民揭竿而起的局面，这类隐患更容易发生在那些以“直营”模式建立起来的王朝身上。

采用“加盟”模式建立起来的王朝公司，在以极高的效率拓展极大的版图的同时，往往需要付出权力分割的代价，而一旦权力的妥协难以继续维持下去，势必会出现“加盟”势力分裂独立的危机。

以清初的“三藩之乱”为例。满清入关时，军队只有十余万，整个族群部落也不过百万人左右，它自知仅靠自己的实力不足以征服人口上亿的明帝国，于是广泛借助以吴三桂为首的明朝降将的力量。其中，吴三桂平定云贵地区，孔有德征定湖广地区，尚可喜与耿继茂分兵定福建、广东。这种“加盟”模式当然有助于提升扩张效率———可资对比的是，元灭南宋时，仅襄阳之战就耗时六年多，而清军灭掉南京、杭州、广州等地一系列南明政权仅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

不过，这一做法带来的隐患也是深重的。1673年，吴三桂因不满清廷削弱自己权力的举措，率先起兵反抗，福建、广东、广西、陕西、湖北、河南等地纷纷响应，对清廷构成了极大威胁。经过八年的艰难平叛，康熙帝才正式终结这一“瓦解”危机。

对于以“直营”模式成长起来的王朝而言，通常不会遭遇“瓦解”危机，却常常陷入“土崩”之局。这是因为，以“直营”模式创建基业，不仅效率低下，而且版图规模也较为有限，随之而来的，则是历史遗留问题的牵连不决与应对外部侵略时的力不从心。

明代是朱元璋以“直营”模式缔造的王朝，建国之初就面临着严重的外部形势。明成祖时堪称明代国力最强盛的时期，但也未能彻底肃清蒙元残余势力。在明代近300年的统治期间，北方的蒙古、东南沿海的倭寇、东北的后金先后构成旷日持久的严重威胁。而解决这些危机，需要巨额军费开支和浩大人力作为支撑。尤其是在应对后金的战争中，明帝国无休止地搜刮军费，超出了底层人民的承受能力，将对外防御战逐步演化为深重的国内危机，造成怨声载道、民不堪命的“土崩”之局，最终，千疮百孔的明朝在农民战争暴风骤雨般的打击下灭亡。

作者介绍：张圣刚，先后就读于南京大学、北京大学中文系，目前在国有电力行业从事企业文化工作。雅爱书史，神交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