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穷过,曹晖出生当天,家里一点吃的都没有,所以知道穷人有多不容易。”
“真正的首善应该是袁隆平,没有他,地球上有多少人要饿死。”
被《京华周刊》记者问及对“首善”称号看法时,65岁的曹德旺坦言并不看重,“希望明年我不再是首善,最好有人把我替下去,至少说明他干了不少好事”。
从白手起家到《福布斯》上榜富豪,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用了三十年时间,当年“为中国做一片玻璃”的梦想如今也照进现实,但外界或许不知的是,曹德旺创业的三十年,也是其做慈善的历史。
1983年时曹德旺还非常拮据,刚刚迈开创业步伐,但得知母校桌椅太过破旧后,便借了2000元钱捐给母校,用以换购桌椅。从此之后,曹德旺一边把企业打理得蒸蒸日上,一边开启了自己的慈善之路。
三十年来,从庙宇、学校、贫困生,到偏远贫困人群,曹德旺的捐赠领域几乎覆盖社会救助的方方面面,累计捐款多达50亿。今年4月末他被民政部下属中国社会工作协会授予“中国首善”称号。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第一次知道曹德旺慷慨捐资是在玉树地震的晚会上,当时曹晖(曹德旺的大儿子,现为福耀集团总经理)举起一个大红牌,上面写着“曹德旺、曹晖捐赠一亿元”。
而被社会广泛认知“曹氏慈善”与众不同之处,则是近两年中两次挑战制度的捐赠:一是2010年为西南大旱捐款2亿元时,曹德旺向中国扶贫基金会提出条件:“差错率不能超过1%”,后来这次捐赠被称为“史上最苛刻的捐赠”;二是今年5月曹德旺以股票形式捐赠的“河仁基金”历时三年正式成立,并宣布半年后“曹家”全部退出基金会,由专业人员管理,这次则是开创了中国慈善史的先河。
曾经“不赚钱就捐钱”和如今“苛刻”的慈善方式,成为了“曹氏慈善”的标签,这也一度将曹德旺本人推向舆论漩涡,被外界揣测其目的和用意。
对此,曹德旺有着自己的理解:“慈善是一种树立民族精神、同时也是国家处理分配问题不可或缺的一种手段。并且,我穷过,曹晖出生当天,家里一点吃的都没有,所以知道穷人有多不容易。”
“赚那么多钱干嘛”
如今,曹德旺已家财万贯,但并不遵循中国传统富人“不露富”的原则。名牌服装、好烟、好车、好酒在他的生活中随处可见,几年前他花费七千余万元修建的豪宅被媒体“曝光”后,他并没有生气。“我的钱都是一分一分赚来的,非常干净,而且我又没做亏心事,有什么好怕的。”7月28日,曹德旺在接受《京华周刊》记者采访时如此说道,并邀请记者去家里参观。
“曹宅”占地十五亩,主体房屋拥有三千多平米,院内高低起伏,葱郁别致,让人一眼就能看出设计时的精心。主体房屋的后面是一个露天泳池,正对着房屋内一楼客厅的玻璃墙,微风吹起,碧波荡漾。
房屋内设客厅、卧室、书房、藏画室、藏酒室、家庭电影院、中餐厅、西餐厅、健身房、party区以及曹德旺家中办公区,装修极尽奢华。
藏画室、藏酒室、健身房、party区及家庭电影院位于半地下室,这些也是来客必看的“景观”。藏画室内千余幅字画作品,不少系出名家。藏酒室内价值两万元以上一瓶的红酒拉菲,在这里超过三千瓶,另有三分之一面积被未开装的整箱茅台占据。私人管家告诉记者,这些茅台是国内为数不多的一些富豪在贵州茅台酒厂的定藏,其余空间则被琳琅满目的中外名酒占满,或高或低,排放整齐。家庭电影院内设十余张朱红色皮质软椅,每张购买价约二十余万元。
睡在这样的房间里,曹德旺说刚开始也觉得有点奢侈,但现在不再有这样的感觉。与曹德旺接触的两天里,《京华周刊》记者感觉到,曹德旺如今的富裕并没有影响其原有的“乡土本色”,例如:吃饭不讲究;话语间也都是些大白话,没有“咬文嚼字”般的精细;自己过去的“穷朋友”来访,也都非常高兴,不回避;在他考察在建中的崇恩寺和德旺中学时,亦看不见前拥后簇。
一边是赚钱后奢华的生活配套设施,一边是大手笔捐赠、不拘小节的简约生活方式,曹德旺这种复杂气质成为外界捉摸不透和争相讨论的话题。但这一切在曹德旺眼中却很简单:“过有品质的生活,可以更好地工作,慈善是从小受佛教文化的影响,佛教讲布施,就是要你帮助别人,赚那么多钱干嘛,过眼云烟而已。”
“没送过一盒月饼”
曹德旺这一辈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企业家,想做到资金的完全“干净”并非一件容易事。“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没有方向,稍有不慎就会掉进不合理制度和滞后法律构成的雷区,“提着脑袋行商”的感觉曹德旺也深有体会。
1986年,已经和高山镇政府合资办厂两年的曹德旺,在这一年也差点“人头落地”。当时合资时,高山政府投资17.5万元,而曹德旺赚的钱已经盖了房子,无奈之下,政府便让曹德旺抵押房子,拿银行贷款作为资本金入股。后来玻璃生产线投产后,半年时间就赚了七十多万。“这时很多人开始眼红,他们说这哪里是工厂,简直就是印钞机。”
三年后高山镇反腐,曹德旺“理所应当”地成为了重点典型,从违法用贷款的钱入股到偷税漏税、贪污行贿,一样没有落下。最后多方查证,县政府给出了一个“顶多算失职”的结论,县委班子全体反对了高山镇的意见。而当年在对调查组的一群人讲述案情后,曹德旺的反应和现在的温和态度截然相反:拍案而起,摔门而去。
现在想起当年旧事,曹德旺笑笑说觉得“不贪”救了自己。“佛经讲六度,人要谦虚诚实,遵纪守法,只要做到不贪,什么都容易。”
此次之后,曹德旺也深深感到得罪了很多官员,因为害怕再被“整”,曹德旺更加谨慎,每一张单据都做好留存,甚至这些年来“没有送过一盒月饼”, 谨小慎微地处理着政商关系,“因为我知道,如果我犯错,会死很惨。”
后来,福建还发生过几次政商勾结的大案,都给曹德旺敲响了警钟。一次是曹德旺建厂不久,闽东杜国珍从公海走私电视机电冰箱,为在内地能够顺利销售,行贿给一些领导以摆平关系,被抓后,不到两三个月就被枪毙。曹德旺当时正值企业发展时期,所谓“关系”的问题也是其最头疼的一件事,而这次事后给他带来了很强的冲击。“当时我就想,这种事不能做,我要是不犯法,大不了失败了回去种田还是可以,不至于人头落地。”
另外两次是2002年赖昌星案和2005年陈凯案。“赖昌星案震惊的不仅仅是我们,而是全中国。而陈凯案爆发时,福州市大批官员落马,去年我去监狱里见朱建,他还说冤枉,我说不冤枉,我都亲眼看见你跟人赌钱。”曹德旺走后,监狱狱长对朱建说:“你还交了曹德旺这么够意思的朋友”,朱建泪水滑落,掩面不语。
如今,虽有三十多年的历练,但曹德旺在这一点上依然不敢有丝毫马虎。他说:“做这么大的企业,你如果不修边幅,不死才鬼呢。”
结婚纪念日?我忘了!
在记者采访曹德旺的两天时间里,未能见上他的太太陈凤英女士,但从他的管家及身边人口中得知,曹德旺与太太结婚43年来,相处一直和睦。
虽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曹德旺有一次出轨事件,但及时刹住了车,放弃了那个女孩,并最终为了让妻子安心,将所有的财产都写上了妻子的名字。
陈凤英的奶奶是马来西亚人,她有着25%的马来西亚血统,当初结婚时曹德旺的母亲已经生病,家里人想让曹德旺结婚是可以多个人照顾家里,因此经曹德旺的舅舅介绍,在双方没有见过面的情况下就结了婚。“我们的婚姻很传统,我太太坐着轿子过来的”,曹德旺嘿嘿地发笑。
婚后曹德旺忙于事业,很少操心家事,他认为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啊,要做事业,家肯定是扔掉一半了。每天都很累,也没有那个心情。孩子两头看不见我,还好我的几个孩子很理解我,这一点让我很欣慰。”
在被问及是否会被太太埋怨,现在是否会在一起过结婚纪念日时,曹德旺肯定地说:“没有,我太太很笨,结婚纪念日她不记得,我也忘了。”
在福耀集团宽大的董事长办公室内,曹德旺评价儿子曹晖“干得不错,但还要历练”, “扶上马再送一程”是曹德旺现在最大的心愿。
如今,曹德旺还在抓紧制定“河仁基金”的管理章程,前所未有的“股票捐赠”模式让他备受“避税”质疑,但他说质疑的人都不懂,“钱都捐了,还需要避税吗?”
对于急于退出河仁基金是为了避免外界口舌的说法,曹德旺的回应是,自己就是要做一个表率,用透明的方式来管理河仁基金,之所以不想参与其中,是觉得没有一点好处。
“我捐了钱还要捐时间?我一个小时多少钱呢。”
“国人为什么要歧视慈善?”
《京华周刊》:为什么会如此大手笔地捐钱?
曹德旺:佛教讲六度,要能悟到这些东西,那么你就知道到放下就是幸福。你回首看一下,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财产在哪里,过眼烟云,人一辈子做一件有益于社会的事情就行了,不要把钱看得太重,看得太重不会发达。
《京华周刊》:也就是说佛教对你的影响很大?
曹德旺:对,这是信仰。我前两天到了西南地区去玩,到香格里拉,丽江等地方。那边受藏传佛教文化影响,他们百姓对财产没有很苛刻的追求,并且老人家死的时候把东西是捐给寺庙的,子女要自己去赚。我认为这就是中国佛教文化的精髓之一。
《京华周刊》:这些年当中,有没有你不愿意捐的时候,迫于一些压力,不得不捐?
曹德旺:这个没有,我不会买这个账。
《京华周刊》:您在和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合作中,提出1%的差错率,被称为最苛刻的捐款,因此有人也说您做慈善很偏执。
曹德旺:那我把企业做到全国第一名企业不偏执吗?做任何事情都要把它实实在在地做好。我不知道中国人为什么要歧视慈善。
《京华周刊》:您觉得这种说法是在歧视慈善?
曹德旺:当然。这不是攻击慈善嘛。实际上我跟你讲,慈善倒不是让你捐钱,是培养人的一种仁慈、关爱、善良、促进社会和谐的一种手段,活在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去做这件事情,如果一个人一点同情心都没有,他就很难活下去。
《京华周刊》:近期因为郭美美事件的影响,红十字会的诚信问题备受质疑,您怎么看?
曹德旺:中国的慈善也就是这六七年才刚刚兴起,由于缺乏监督机制,红十字会出这些洋相也正常。我相信再过几年,中国就会出现跟国际上一样的公益协会,来制定相关条约对这些非政府组织进行约束。
《京华周刊》:如果让您对中国的慈善界谈几句话,您想说什么?
曹德旺:我就一个普通老百姓,体制的问题没什么好谈的,相信国家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