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飞尼迪股权基金管理集团(Infinity Group)管理合伙人高哲铭是个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他在以色列空军服役24年的经历，对他始于2001年的投资人生涯影响深远。

本期PE领袖会客室的嘉宾是一位特别的人物，高哲铭。单看这个名字，你一定不会想到他是个外国人。事实上，这位英飞尼迪股权基金管理集团(Infinity Group)管理合伙人Amir Gal-Or是个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

高哲铭(Amir Gal-Or)国际私募股权基金管理人和风险投资家，持有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毕业于哈佛大学风险资本和私募股权投资项目。在过去几年中，他已经领导了4次IPO，12次并购和8次策略联盟交易。

在领导这家中以合作、专注于中国市场的跨境股权投资基金管理集团时，高哲铭不仅将自己的事业重心放在了中国，他本人也毫不掩饰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喜爱。这点或可从他这个儒雅的中国名字、喝绿茶的青花瓷杯子看出一二。他甚至还注册了新浪微博，“看，这是我微博的名字。来加我吧。”他打开自己的微博，同时指着笔者的平板电脑，略带孩子气地说。

飞行员和投资人：只是战场不同

他的微博有一条谈到PE/VC从业者：“总有人问我，什么样的人适合从事PE/VC行业?我的回答很简单，必须有某些特定产业从业经验，真正在行业中摸爬滚打过，然后他们带着这些经验和企业家精神，再加上相关金融和市场知识，就有了基本素质。当然，行业内相关的关系也是必须有的。”

条件之于以色列的投资家们，或许可以增加以下这项：曾经在军队中服役。

高哲铭(Amir Gal-Or)微博的介绍信息里第一句就是：从F-16飞行员到投资人。这让很多人感到好奇和艳羡。

《福布斯》杂志曾评论说：“以色列国防军是每一个以色列人向往的商学院”。据说在以色列，很多高科技企业的投资者、创业者们或多或少都与军方有渊源。

高哲铭曾在以色列空军服役24年，驾驶过幻影战斗机、F-16和A-4。同时，他还参加了飞行特技队。在他成为投资人之后，每次与人交谈几乎都会涉及这段令人神往的经历。但他显然对这个话题并不感到厌倦。

“其实投资人和飞行员有非常相似的地方，要为自己保留很多的选择权，然后，在没有足够信息的情况下，做出准确判断。两者只是面对着不同的‘战场’，基本技能的要求几乎是一样的，都是风险管理，都是在很大压力下工作，都是多重选择;有时需要团队支持，有时又需独自决定。如果没有飞行员的经历，也许现在我不可能在全球投资界里如鱼得水。”现年49岁，有四个子女的他和气地微笑并耸耸肩。

他作为一名企业家的职业生涯始于1990年的以色列技术工程学院孵化基地。事实上，他的父母都是这所著名学院的教授，父亲是一位航空及机械专家。高哲铭“四岁就自己搭建航空模型”。

“在组建公司方面，我有很好的直觉。”他说。

他有经济学及工商管理学学位，毕业于哈佛大学风险投资及私募产权投资专业。曾经组建了两家高科技材料公司，后来被收购。

21世纪初，带着飞行员和企业家精神，他开始领导英飞尼迪这家创建于1993年的投资机构在中国的新兴市场开展投资。

“很多时候我的投资风格很激进，但一旦形势变化我会立刻变得保守，这种风格上即时调整的能力我认为是一个合格投资人必备的质素。”

高哲铭认为，投资人和飞行员有非常相似的地方，都是风险管理，都是多重选择，只是面对的战场不同。

提升创新的层次

2004年，在高哲铭的主导下，英飞尼迪在中国成立了第一支中国概念基金Infinity-CSVC。这是中国最早的中外合作人民币创业投资基金，此前的基金都是离岸(offshore)的，是在海外投资于中国企业的间接投资。

他获得了中国政府颁发的第一张非法人制中外合作创业投资基金的营业执照。该基金在中国进行了6项投资并已取得3例成功退出。

在谈到为何在中国进行投资时，他表示，英飞尼迪的投资核心战略是抓住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机遇，投资于那些能够利用以色列的专利技术，成为中国行业领导者的公司。“我们的战略就是将技术和知识带到中国来，尤其是知识产权。”

他曾在一篇文章里引用Kris Miner将创新分为四级的理论：

第一级是对现有产品的微调，只需伴随低风险的少量投资即可实现。但这种创新必须是持续的，否则没有意义。

第二级需要更高层次的改变，在现存产品中加入新功能，并顺利被市场接受。这种创新需要伴随中级风险的投资。

第三级是能创造一条新的生产线，但对应的市场需求却是未知。这时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和产品风险，但潜在回报也相当可观。

第四级是最高级别的创新，能改变人类的生活。印刷术、电力、电话、航空、互联网的发明和应用都是这一级的最佳例证。

他认为，目前在中国看到的创新以实用主义的第一、二级为主;而以色列的创新则以第三、四级为主，虽然现阶段的实用性较低，却有着令人提振的远景。

在他看来，英飞尼迪带来的创新模式是第三、第四级的更超前的思维，这不是能够简单抄袭的。要达到这两个级别的创新，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

如果用思维方式来解释这一点似乎更能令人理解。他举例告诉笔者，如果将一件很先进或很有趣的东西分别放在犹太人和中国人面前，犹太人的思维通常是“我要做一个新的，比这件好一倍，但不计成本”，而中国人的思维是“我要做个与这件一模一样的，而且成本必须只是1/3”。

他认为中国的很多企业短期内没有任何创新的压力和动力。企业家们安于中国市场的巨大容量，只关心产品的市场份额能有多少提高，而缺乏主动重塑自我的意愿。这点可以理解，但长远看来却隐藏着危险。

当市场慢慢转成绝对竞争市场以后，不主动创新求变的企业就将落后，难逃被淘汰的命运。因此英飞尼迪在中国并不投资传统产业。

“钱只是一个因素，我们能够提供的附加价值更重要。我们投资的方向都是有附加值的、有技术的公司。如果只看重我们的钱而对高新技术缺乏兴趣和理解，这种游戏我们不玩。”

2005年，他计划投资半导体行业。首先，他在以色列发掘了一家半导体企业Shellcase，他们拥有在半导体晶圆级芯片上全球唯一的高端封装技术，但是整个产业链却不能在当地完成，在接受英飞尼迪投资前这家企业已经陷入了困境。

高哲铭与合作伙伴一起以近2000万美元的价格控股了Shellcase，然后由英飞尼迪风险投资公司、英飞尼迪-CSVC与Shellcase三家企业及机构联合以2500万美元在中国投资了影像传媒芯片(CCD和CMOS)晶圆级芯片尺寸封装企业中国晶方半导体公司。

利用中国的制造业基础和政府关系，英飞尼迪将Shellcase研发的核心新技术引进晶方半导体。在中国公司新的生产线开始运转的同时，他在以色列将Shellcase的资产转卖给了美国一家上市公司。

2007年，他又将中国晶方半导体的部分股份以3800万美元出售给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OMNI。目前，中国晶方半导体发展速度非常快，企业去年的净利润达到1亿元人民币，已处于筹备上市阶段，预计收益颇丰。

他经常谈到这个案例，这体现着典型的高哲铭式的投资策略。

英飞尼迪投资重点领域包括医疗设备和健康服务、IT和通信、清洁能源和新材料等。

确立良好的政府关系

事实上，在高哲铭投资中国之前，他的弟弟已在中国居住并从商超过十年。通过一些以色列政府高官和胞弟的关系，高哲铭对中国有了很深的了解。

在英飞尼迪的投资者和合作伙伴名单中，除了有以色列最大的投资和产业集团IDB集团，你还能发现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苏州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SVG)等中方资本的身影。

创立中国第一支基金Infinity CSVC时，高哲铭就将中国企业拉进来，3000万美元的总额，中以双方按1：1出资。

2007年，当第一支基金的收益率达到33%时，高哲铭举家搬迁至香港，开始扩展中国投资规模。第二支基金Infinity I-China设立时，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成为这个包括人民币和美元的基金的投资者。

Infinity I-China投资重点领域包括医疗设备和健康服务、IT和通信、清洁能源、现代农业和新材料等。

根据此前一份资料显示，在其投资组合中，生命科学领域约占27%，软件开发领域约占23%，半导体领域约占17%，工业设备领域约占11%，而剩余部分则是通信领域和安全领域。

Infinity I-China基金是两项2008亚洲并购奖项的得主，也是以中基金和英飞尼迪集团旗下最大的一支基金。

基于中以之间历来良好的关系，这种方式让高哲铭在中国的投资机会更多且降低了风险。2008年，Infinity I-China基金参与投资了专做数码监控技术的IT服务商神州数码，此前，他已经投资了以色列Mate智能影像公司。通过投资，高哲铭让双方达成合作，进行技术与渠道的互补。整合之后，神州数码的相关技术不仅被应用于北京奥运会，同时在全国打开了市场。

除此之外，他在苏州创建了知识产权银行(IP Bank)，以引进先进的成熟技术，直接同需要技术支持和技术升级的中国企业对接。也可以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为其海外商业行为提供管理支持。

他在以色列创建的当地有史以来第一家上市的孵化器企业玛雅孵化器(Maayan Ventures)，刚刚引入至中国的哈尔滨。

“我把以色列的创新机制和模式带到中国来，以帮助中国企业拥有创新能力，这对任何一个政府来说都是很有吸引力的。”这位自称“做什么事情都是左手灵活性高于右手”的左撇子投资家告诉笔者。

人生中没有不可能

目前，英飞尼迪集团已募集设立了14支基金，投资100多个项目，平均内部收益率为36%，正透过旗下13支基金(其中11支在中国)管理着40多家企业、超过7亿美元和20亿人民币的基金。高哲铭选择的退出机制多是以并购或大宗交易为主。

在国内，英飞尼迪已经成功投资了包括神州数码、苏州晶方半导体、凯瑞生化、联合水务、亚安科技、九派制药、哈尔滨第一工具厂、兴柏生物和宁波伊士通等。

而高哲铭作为一个还不会说中文的外国人，担任着中国12家本地公司的董事长。

“我们有一个分散的组织架构，每只当地基金都配备当地的管理团队，拥有与各层政府沟通的渠道和平台，以及以色列强大的后台支持。从基金来说既有美元、也有人民币，投资非常灵活，这一点是我们很不一样的地方。”

但并不意味着他的投资经历里并无失败，在谈到这点时，身材魁梧的投资人靠在椅子上认真的考虑了一会儿。

“失败的案例归结于失败的管理。每次失败，往往是因为缺少资源，或者投资时机不够成熟，或者说选择了不合适的人去管理项目，选择了不合适的人去实践。”他斟酌着说。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投资人，其市场基本都是本地的市场。而以色列的市场都不在本国。这就要求投资人必须有能力去预期到未来的市场变化。也就是说要有能力去辨别若干年以后，你看好的项目能否在市场上取得成功，而且这个市场并不是你熟悉的本地市场。从这点来说，PE/VC之于以色列，更能被称为是‘风险投资’，而不是传统的PE。”

他在考察中国的企业家方面有自己的原则，当然，正如上所言，他看的永远都不是现状，而是企业领导者的创新精神。

细化而言他认为，在中国创业的创业家必须具备四种素质。

首先有想要成功的雄心和推动力;其次要有能力和号召力去领导一个团队，并不断激励他们做得更好;第三要有推销的能力，并与各种各样的渠道建立关系;最后，还要能够拥有产业链上的资源和背景。

他在考察一个企业家时，事先根据调查做大量的“功课”，首先判断他是否符合上述这些条件。在面谈时，他通常会用一个全新的案例来作为访谈的重点，看企业家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根据案例的情况，能否想出解决方案和发展思路。

2011年8月，英飞尼迪刚刚完成对北京数字天域有限公司旗下好联络科技700万美元的投资。本次投资由英飞尼迪集团旗下美元基金完成，投入资金将用于支持好联络的新产品开发和营销网络建设。

高哲铭说，这家企业短短几年的时间内，在互联网移动终端行业已有良好的产业布局并拥有可观的用户数，企业团队的创新性和执行能力，使其未来的高增长性被英飞尼迪所看好。一如他一贯的投资策略，入资后，他将为企业寻找国际先进技术支持和市场并购机会。

正如以色列空军的其中一句格言：如果困难的任务可以立即解决，那么不可能的任务只须再多些时间而已。

这位从以色列到中国的投资人从未忘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