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的海外移民潮正在悄悄地呈扩大趋势，但这一趋势并没有对中国经济构成多大影响，因为这些企业家仍然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经营着企业，这有点像明星们的移民潮，变动的不过是国籍，不变的仍然是打拼的舞台。更何况，国籍的改变能够帮助企业家的视野更加国际化，这未必不是个好事。

遗憾的是，企业家是有着灵与魂的人，不是赚钱机器。当一个人的身份发生改变的时候，这个人对未来的预期就在悄悄发生着改变，只是这种变化不像经济活动一样来得明显。有人问，当重大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那些移民的企业家会选择什么?我们不要在道德层面上苛求这些企业家，这与道德无关，而与自我身份的认同有关，因为像“担当”“责任”这样的词汇，本身就不是一个道德判断，而是一个对“我是谁”的角色回答，而真正值得分析的，是那些让他们选择了移民的因素。

“我是谁”? “我到底是谁”?三十多年的经济增长促进了物质层面的繁荣，但也恰恰是物质层面的这种繁荣与自由导致了“自我认同”的困惑。在许多企业家的创业初期， “我”不过是寻求财务自由的载体，因为计划经济与陈旧的体制让“我”扭曲或变形，所以，挣脱这种束缚就成了对“我”的最好回答。

然而，在“我” 获得了财务自由之后，企业家们发现经济权力并不能够帮助他们获得安全感与归宿感，因为在经济权力之上的社会结构是封闭的。企业家能够赚钱，但持续赚钱却需要依赖员工的持续付出，可员工持续付出的背后是员工能够获得所在城市人的身份，这是企业家束手无策的。同样，企业的强大需要诚信之上的文化体系，但政府部门给企业设置的寻租通道，逼得企业家被迫在“当婊子与立牌坊”之间纠结。一个简单的例证是王石在公开的演讲中说：“万科不行贿”，换来的却是台上同仁的质疑，以及台下不少听众的不信，因为王石的语言并不符合流行的“潜规则”。

记得王石公开讲过他在当年万科股份改造时，放弃了股份，选择做一个职业经理人。他对此的解释是，在中国商业界，“名”与“利”不可兼得，“我王石喜欢名，那就只好放弃利”。事实证明，王石的确“悟”透了中国国情，中国第一代企业家中，凡是“名、利兼收”的，大多结局惨淡。云南烟王诸时健，三九药王赵新先，首富牟其中，甚至长虹倪润峰国美黄光裕等?一代枭雄中集体性的“原罪”，到哪里去寻找钉死在十字架的耶穌?反过来看，中国的第二代企业家，大多名利双收，马云，张朝阳，王传福，李书福等，这是不是能够说明我们的经营环境获得了本质性好转?

在这里，我并不想为哪一个企业家鸣不平，可怜之人自有可恨之处。我在这里想指出的，不过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经济发展创造了极大的财富群，可如果社会结构没有相应发生改变，创造财富的人就会被财富本身压死。因为财富对于富人是财富，对于穷人却是一种价值观，一种关于财富是否“合理，合情然后才是合法”的价值观，没有与不同阶层财富相对应的价值观，就没有相互尊重与宽容的“阶层意识”。

按经济学原则，谁投资，谁受益。谁受益，谁投资。按此道理，企业家理所应当成为新商业道德与新商业文明的输出者，但这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他们对未来的投资收益率的判断。如果做新商业文明的推动者，收益远小于付出的成本时，结果就会是两个：要么把收益的预期再拉长，去追求“青史留名”，要么选择逃避，既然不能担当，那么只好选择逃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