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任何一个重要的产业领域，在不同级别的行政区域，都有一家或几家硕大的国有企业，它们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百姓的生活质量——我们乘火车坐飞机出行的价格、安全与服务质量，我们开车的油价，我们打电话上网的价格与服务质量，我们房价的高低，我们看电影的票价与我们能看到的内容……都与它们息息相关。

中国电影集团公司(下称中影)就是这样一家企业，它发行的影片占据了2010年全国电影主流市场份额的62%，并且垄断了电影进口业务。

韩三平作为这样一家央企的老总，其在电影业与娱乐圈的权力场、影响力可想而知。前年的《建国大业》与今年的《建党伟业》，在短时间内聚集一百多位明星参演，几乎可以忽略片酬；更重要的是政府的支持，许多国企要求员工到影院观看，学校组织学生们观看，而网上不利的评论也被删除……这一切促成了韩三平的票房伟业，《大业》高居09年国产影片票房榜首，而今年的《伟业》已成为半年冠军。

韩三平并不愿承认他以及他领导的中影集团享受了多少基于政策倾斜带来的垄断利益。但更多人公认的是，中国电影业毫无疑问是一个受到严格审查监管的不公平竞争的不完全市场，这个市场上，不同所有制的市场主体、不同题材的剧本、国内与国外影片享受的待遇差别巨大。

中国电影市场近年来日渐繁荣，2010年票房更是突破百亿人民币大关，相比09年增长63.9%，预计未来几年都会持续高速增长。但这个高速增长的票房，却无法反映中国电影的真实水准和进步程度，很大程度上，它是由投资者与民众对娱乐的刚性需求带来的，对这个相对封闭的市场所制造的产品有一个最好的试金石，就是看看它们在海外市场上有多大的竞争力，在海外制造了多少票房。

无人否认韩三平的能力，和他对中国电影已经作出的贡献他过往的成绩让人猜想如果把他抛到一个民营企业以及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上会否有更大的成就——但“三爷”却志不在此，他常说他“有两个情怀，一个是国企情怀，另一个是中国电影情怀”，谙熟现代经济学的人有理由怀疑，这两个情怀是否会有些矛盾。

比如，张维迎教授刚刚写了一篇文章：《国企为何必定无视声誉只赚快钱》。

1993年冬天，四川峨眉电影制片厂职工高成生陪同副厂长来到北京探班。当时厂里有个剧组正在北京拍摄新片，他的身份是副厂长秘书兼司机。行程之中，高成生接到通知：厂长生病无法来京，由副厂长代替前往广电部参加一个座谈会。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冬天北京特别冷，我们把带的所有棉衣都穿上了。”高成生回忆。

那也是一个对所有中国电影人来说都冷彻心骨的严冬。国产电影在这一年产量减半，观影人数比上年减少三分之一。时任广电部副部长田聪明邀请各大电影厂厂长和知名导演、编剧齐聚一堂，抱团取暖，寻方觅药。

会议上听到的多是抱怨和牢骚，来自峨影厂的一位代表却不一样。“他非常瘦，都嘬腮了，猛一看就像马路边一个搞装修的民工。”导演陈国星回忆当时的情形。

“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那位峨影厂代表说，“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他这两句话都出自《毛泽东选集》。多年以后，高频率地使用毛语录，正是他的标志之一。

半年后，这个年轻人再次赴京。与上次不同，他还带着一纸调令，新身份是全面主持工作的北京电影制片厂代厂长。那一年，他41岁，再找不到一个比他更年轻的国有电影厂厂长。高成生随他一起来京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