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斌在摄影师的要求下摆姿势。一会临窗而坐，看着窗外。一会在电视机前，垂手而立。摄影师不说行，他就保持着那个姿势不动，很有耐心。

十一年前，国内一家民营家电企业的大亨请他前去管理。前后交谈了数次。最后一次在海南一个酒店里，他们聊了个通宵。

那个人是创维集团的创始人黄宏生，他说，“要做中国的索尼”。这句话打动了张学斌，也开启了他在创维至今的事业。

这是一个赚慢钱的过程。需要耐心。

十年后，索尼已经不是制造业最巅峰的公司。但是张学斌，创维集团现任董事局主席、总裁，把创维带到国际知名大公司的决心并没变。

去年的年报显示，创维一年的利润超过12亿港元，是彩电业最好的企业，比同行其他公司利润总和还多。

但跟同行业比，创维又算是个另类。在美的、长虹、海信等传统家电企业都投资房地产的时代，创维没有房地产业务。

张学斌对《中国周刊》记者说，“有诱惑，但是创维不做。”

做什么，不做什么，当然跟张学斌个人的性格有关。

赚踏实的钱

演员刘晓庆在微博上发了一条段子：“七匹狼做地产，美的做地产，海尔做地产，雅戈尔做地产，苏宁做地产，国美做地产，苏泊尔做地产，格力做地产，格兰仕做地产，奥康做地产，娃哈哈做地产，喜之郎做地产，奥克斯做地产，长城床垫做地产，长虹电器做地产，五粮液、郎酒、水井坊、阿里巴巴都在做地产，神奇的地产啊，让72行最后都殊途同归！”

刘晓庆的这段话不一定完全准确，但反映了一个现象：制造业利润微薄的当下，很多公司把触角伸向了利润更高的地产行业。

这个，张学斌表示理解，也相信有公司赚了大钱。

但有人找到张学斌，要和创维合作地产时，张学斌拒绝了。一方面，来自他的专业判断，不看好这个行业的长期发展。另一方面在于他的个性，依照他的态度，“即使我做也做不出暴利的地产”，况且，“还有别的风险”。

“房地产业务关键在于两个，第一是土地，第二是税收。先说税收，房地产征税很厉害，利润超过180%的部分，基本上是税收拿走了，那就不可能有那么大的暴利。但是这些能够拿到那么大的利润的企业，往往都是有很多方法去做。因为我是财务出身，我觉得这个有很多方法，但如果我们去做，肯定也不会有太大的暴利。”

他继续说，“土地资源，创维没有优势。我们是民营企业，没有政府背景。国有企业是政府的亲儿子，我们民营企业也是儿子，但是是捡来的儿子。”

另外，就是比钱更重要的安全问题，“房地产企业比较乱，我们这种企业比较怕不规范的东西，说实话，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风险，因为我们没有太大的……民营企业没有人能够保护的。”

他顿了顿说，“我们老老实实做实业，做产业链也会有合理的回报率。这样更踏实。”

实际上，他年轻的时候面对过赚快钱的更大诱惑。1991年，刚从大学辞职下海的他和妻子来到海南寻找机会。当时看到几乎满大街的人拿着图纸在东奔西走。房地产火热得不得了。

他夫人进了冯仑、潘石屹的万通公司做财务。“收入比我好，工作环境也比较好，工作也比较轻松”。但张学斌一点都不动心，有人来拉他进入金融地产行业，他摇了摇头。他反潮流进入了海南罐头厂。

对热潮流，张学斌有自己冷眼旁观的思考。

“金融业、房地产，看起来穿西装、打领带，说出来比较好听，但那是虚的，受政策的影响太大。我就喜欢做实业，比较有意思，也脚踏实地。”

正因为他这种比较冷静的个性，让他成为海南房产泡沫的看客。后来，他亲眼看见，两年前卖一万块钱一平米的房子，最后几百块钱还卖不出去，管理费不愿意交，最后只能炸掉。

策略地做事

张学斌承认，他这种冷静、克制的个性和他的人生经历有关。

他的眼睛很大，抬起头来看看上空，想了又想，慢慢说，“说不清具体的关系，朦朦胧胧的”。

1963年他出生在四川乐山的一个村里。父亲是村里的会计，母亲身体不好，一家都靠父亲收入度日。他家里有五个兄弟姐妹。因为家里穷，后来张学斌对外界回忆，他上高中之前基本没穿过买的鞋子。高考前，他一边在工地上打工，一边趁着休息的时间复习。

高考是他改变命运的唯一渡船。为了挤上它，他隐忍着自己对理科的喜爱，报考了文科。在他当时看来，理科的底子太薄，怕考不好。文科死记硬背的东西多，是那种大快干上就能有收获的土地，保险。

他后来考入了中南财经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1987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在外界看来，一个农村娃变成高级知识分子已经是鲤鱼跃龙门了，算是光宗耀祖。但是他并不满足当时的生活，甚至厌恶。“我最讨厌简单重复的工作，大学里面教书就是。”

因为不甚喜欢，他甚至能脱口而出，五年老师的生涯，他只上了两百五十多个课时，相当于一学年只上一个学期的课，“其他时间外面搞点项目，跟人家搞设计，小项目什么的”。

等他和学校的合同到期后，他打定主意去社会闯荡一番，学校当然不允许。思来想去，他给学校提出了一个合情但“不合理”的软钉子：能不能把他的夫人调来，解决他们“两地分居”的问题？

当时，尽管在同一城市，他妻子上下班得花四个小时，他们距离太远了。

张学斌承认，他知道学校对此无能为力。“当时的政策是两地分居可以解决，同一地隔这么远不解决。我在找一个理由离开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