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儿子是一个智商很高，但是极不适应应试教育的孩子。幸亏他有一定的艺术天分，2006年，他高考失利，不能进入普通高校。我跟他断然选择了中国美院职业技术学院的首饰设计专业。两年后，即在去年10月，他由学校选送参加了在迪拜举行的国际珠宝大赛，结果获得了全球十大入围资格奖，明年1月他要到迪拜参加颁奖晚会，全部的经费都是主办方来出。”

4月29日，在“如何重建职业教育魅力”的研讨会上，王丽以自己儿子的学习经历现身说法：“我觉得职业教育并不是没有魅力，而是看我们怎么样来贯彻实施，让孩子们体会到它的魅力。”

然而，在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和新浪教育频道联合发布的“职业教育魅力”专题调查结果显示，超过六成（60.5％）的受访者认为，我国职业院校毕业生“遭受就业歧视，用人单位在招聘时设置学历门槛”，另有31％左右的受访者认为，职业院校毕业生“竞争力一般”，而认为职校生就业时处于“就业竞争的领先地位”的仅占8％左右。

“国家已经出台了这么多优惠政策和举措，职业教育发展还差什么？”与会专家认为，尽管近年来职业教育的发展受到了空前的重视，然而社会各界仍然普遍存在鄙薄职业教育的观念，职业教育的吸引力不够仍然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缺乏吸引力是社会问题——“成绩不好去读职业学校”

“现在有些初中的教师告诫学生，你要再不努力学习就让你去读职业学校；有的学生是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上了职业学校，但是家长羞于在同事面前提起，怕面子不好看。前者是文化观念的表现，后者是社会心理的反应。这是职业教育缺乏吸引力的具体表现。”教育部职业教育中心研究所副所长余祖光在发言中，用例子列举了现在职业教育缺乏吸引力的种种现象。

余祖光指出，职业教育对青年学生的吸引力应包括三个方面，第一，职业教育被选择时所表现出的吸引力；第二，职业教育过程中对学生的吸引力，包括学生的积极参与等；第三，学习者对学习成绩的满意。

他认为，具体来说，是否好就业是影响职业学校吸引力的主要因素。但是职业教育吸引力不高，不能简单等同于职业教育办得不好。德国职业教育在上世纪90年代初也遇到了吸引力不足的问题，可我们不能说德国的职业教育办得不好。

“职业教育吸引力问题不仅是教育问题，更是社会问题。职业教育吸引力不高，涉及社会观念、社会分层、社会流动和教育体系等方面的原因。”余祖光认为职业教育吸引力的提高需要一个过程，比如，职业教育在台湾教育圈子里也曾被戏称为“别人孩子的教育”。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德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蒋乃平曾经遇到过几位40多岁的中职毕业生，这几个人当时都很优秀，都是以非常好的成绩进了中等职业学校，现在各自的孩子也都面临初中毕业，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愿意自己的孩子再接受职业教育。因为这些人这几年不断转岗，不断丢掉饭碗。蒋乃平提到了一个数字，曾经有项调查结果表明，接受完职业教育后的学生专业对口率不超过30％。

其实，在我国有关人力资源政策中曾出台过相关建议：高级技术工人的待遇相当于高级工程师、副教授的平均待遇。但是，这一政策建议一直没有落实过。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主任陈宇认为，这是解决职业教育吸引力的根本原因所在：提高工人的待遇，让初中级技术工人在社会分配中的份额不断提高，让他们从事体面的、有尊严的工作。

“比如在美国，教授的年薪一般是8万~10万美元。如果要想挣更多的钱，到汽车公司当汽车装配工，年薪15万美元。要挣更多的钱就去修水管子，一小时70美元。”陈宇认为，如果在人力资源政策上不确立以劳动者为主体的中产阶级，职业教育将永远没有吸引力。

不能满足农民工孩子的需求——“财政投入要一视同仁”

在与会者深入探讨如何提高职业教育吸引力的同时，也有人提出疑问：这个吸引力是对谁来讲？是对城市户口的家庭和孩子来说？还是对农村的孩子或者农民工的孩子而言？南都公益基金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曾到北京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初三班级做过调研，班里的孩子全部都是农民工子弟。毕业后想读职业学校的有一半，可是能读职业学校的只有两三个。

“这就是说，职业学校并不能够满足农民的孩子和农民工的孩子的需求。”徐永光认为，这与目前北京市职业学校招不满的现象形成鲜明对比，“现在，北京市有一些职业学校因为生源不足，教职员工回家休息拿工资。学校宁可空置、让公共资源闲置，也不对农民工的孩子开放。然而，恰恰是农民工的孩子、农民的子弟希望接受职业教育，他们将来也一定能够成为社会优秀的劳动力。”

徐永光还提出一个问题，到底是公办职业学校还是民办职业学校缺乏吸引力？

最近，他在四川了解到一所原来办得不太好的公立职业学校，委托给一位企业家办学后，办得有声有色。目前在校生有五六千人，而且很快可以上万。在这所学校里，教育、实训、派遣实行一条龙服务。由于学校开设的专业是市场所需要的，所以毕业生的就业情况非常好。这种转变既解决了许多学生的上学和就业问题，同时也把原来闲置的公办教育资源利用了起来。

从这个实例上，徐永光建议：“对职业教育的财政投入，政府应该有非常合理的安排。国家对于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应该不论是进公立学校的还是进私立学校的，不论进城市学校的还是进农村学校，不论是城市户口还是外地户口的，只要这个学生进了职业学校，国家的补贴应当一视同仁。”

重建魅力需要制度保障——“职教管理体制须动大手术”

论坛上，自称是“职业教育老兵”的中国职业教育学会副会长俞仲文观点鲜明，他认为目前有一个长期没能解决的突出问题，就是我国职业教育的管理体制还没有理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教育口内部对中职、高职的管理没有理顺，中职与高职分属于两个司管理。虽然职业教育占了整个教育的半边天，但是在投入数量上仍然是一头多一头少，在行政架构的设置上仍然是一头大，一头小。

第二个问题是教育口与劳动口对职业教育的管理没有理顺，教育部与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各管一摊，互相独立，各成体系，导致各省、各地方的教育和劳动部门对于职业教育的管理存在矛盾。

第三是教育口与行业对职业教育的管理没有理顺，由于前几年教育体制改革，几乎所有的行业都退出了职业院校的管理，但是没有同时建立起一种让行业实际参与职业教育管理的体制，因而强行割裂了职业教育与各行各业与生俱来的天然联系。

俞仲文认为，上面几个方面的问题导致了严重的两大后果。第一是存在着职业教育的资源缺乏与资源分散并存，政策缺位与政出多门并存，投入不足与多头领导并存。结果是基层院校，无论是中职还是高职、技校，都只得小心翼翼，怕站错线，表错态，左右为难。第二是职业院校与行业关系松散，培养的学生货不对路，表现是大批人没事干，大批事没人干。

“我国职业教育管理体制必须要动大手术。”这是俞仲文的结论。

世界知名的“海外职业训练协会”（OVTA）2008年在评价中国职业教育的成功与缺失的时候，非常尖锐地指出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存在着四方面的不足：一是将职业教育视为“二流教育”；二是职业教育与职业训练的管理体制缺乏统一；三是职业教育与产业界关系不密切；四是拥有职业训练资格的教师严重欠缺。

“职业教育发展主要还是观念和制度上的问题。”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认为，使职业教育真正能够成为一个全社会共同举办的具有吸引力和活力的教育，需要改变现有单一的“教育局办学”的模式，降低办学门槛，促进企业办学，促进职业教育的社会化。

主办方建议，应打破教育部门与劳动部门、人事部门各自为政的局面，建立跨部门的管理和协调机构。根据实际情况成立由行业、企业、学校、学生、教育部门、劳动部门等各方代表构成的管理机构，统筹规划、协调管理本地的职业教育，解决资源分割、教育与市场和社会脱离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