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针对2008年毕业生的就业情况统计显示，截至今年2月，在本科生就业率下降了3个百分点的情况下，高职加本科却只下降1.5个百分点。“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高职生在半年以后的就业率非常坚挺。”业内人士分析说。

另一项统计显示，60%的高职学生来源于农民或农民工家庭，41%的高职学生来源于初中或初中文化水平以下的家庭。

业内人士认为，职业生涯教育在我国教育体系中长期被忽视，其地位类似于“鸡肋”，但不可否认的是，职业生涯教育对于缓解农村人口以及城市弱势家庭就业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弱势人群成职业教育主要对象

“职业教育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大家要搞清楚，究竟谁是职业教育的对象？”北京百年职校理事长姚莉说，在当前农民大量进城以及城市化进程加速的大背景下，应该说职业生涯教育的主要对象是农民。因为，进城农民如果没有掌握相应的就业技能，不仅会对城市造成很大负担，自身的生存状况也堪忧。事实上，很多城市对农民工所从事的职业有着大量的需求，比如保姆、管家等热门职业。但是，由于相关人员没有接受过系统培训，专业技术不过关，导致这类职业供需失衡。

据2008年底北京市人才市场供求信息统计数字披露，北京市在人才的总需求中，博士研究生的需求比重是0.3%，硕士研究生的需求比重是6.3%，本科生是39.5%，而大专学历及以下则占到53.7%。

“无论是岗位需求还是个人意愿，职业教育的需求都很巨大。大量进城务工人员以及子女实际上已经成为双向需求中的重要组成群体。但是，这部分人员在教育方面还游离于城市体系之外，得不到合适的教育与培训。”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负责人说。

职教魅力下滑根源在办学体制

尽管职业教育对于弱势人群受教育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其体制问题也长期存在。

“我国的职业教育管理体制确实需要变革了。”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俞仲文说。

据俞仲文介绍，职业生涯教育占了整个教育的半边天，但职业生涯教育和普通教育在投入数量上却是“一头多一头少”，在行政架构的设置上也是“一头大一头小”。

另一个问题是，教育主管部门与劳动主管部门对职业教育的管理没有理顺，各管一摊，自成体系。

此外，教育部门与行业协会对职业教育的管理也没有理顺。在前几年的教育体制改革中，几乎所有的行业协会都退出了职业院校的管理，但却没有同时建立起一种让行业实际参与职业教育管理的体制，因而强行割裂了职业教育与各行各业与生俱来的天然联系。

“职业教育魅力持续下滑，根本问题在哪儿？我觉得是办学体制，现在的办学模式相对单一。”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刑晖说，“要让我们的办学主体多元化，就要吸收行业、企业这样的办学主体，或者借鉴政府和行业混合办学的模式，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发展方向。”

刑晖还认为，职业教育的资格证书制度、招生就业制度，助学制度都有改善的余地。

修改职业教育法有望缓解困局

据记者了解，近期，职业教育管理制度建设已经传来了一系列利好消息。

正在起草的《中长期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起草组专门成立了“职业教育发展战略专题组”，欲从体制机制层面来改变目前国内职教领域的困局。

不久前，教育部部长周济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关于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情况的报告时说，经过教育部等部门的调研和研讨，目前已明确了职业教育法修订的初步建议。

“职业教育法已经实行了13年，现在的情况有了很大变化，确实应该修改了，很多问题也需要进一步明确。”邢晖说。

一位来自基层职教部门的负责人认为，修改职业教育法，首要的问题是明确职教的投入与保障。现行职业教育法涉及保障的条款有13条，但具体可操作的不多。尤其是西部地区，本级财政只能解决人头经费，无力改善办学条件。因此，在修改职业教育法时，应细化职业教育的投资渠道，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应以国家投入为主；同时建立公共财政对职业教育的投入机制，明确各级政府的投入责任。

目前，国家大力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培养模式。这位基层负责人认为，这应该成为一项制度。在修改职业教育法时，应明确规定学校和企业应承担的责任、学生及教师在实习实践期间权益的保护、对接受实习实践的企业所给予的税收优惠或补贴等。

关于职业学校教师队伍建设问题，这位负责人称，目前职教师资总量不足，专业教师缺乏，“双师型”教师严重不足。因此，应在将要修改的职业教育法中增设相关条款。

对于备受关注的职教体制问题，邢晖的观点是，“这些问题很大很复杂，不能指望一部法律彻底解决。但只要法律修改了，就一定会在相关问题上有所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