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就业压力所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人力资源培训等方面的新变数，不仅使职业教育问题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而且在近期的各级人大与政协的调研中成为一个普遍聚焦的课题。

究其主要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其一，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必然带来全球性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一旦金融危机的尘埃落定，新增长方式的产生势必直接冲击传统就业方式。其二，我国部分东南沿海城市虽然已经转向以服务经济为主体的发展阶段，但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任务仍然没有完成，在这一长期的发展进程中，自然需要与之相匹配的、接受过正规职业教育的高素质劳动力。其三，职业教育本身经过10多年的探索，虽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但也需要更加合理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在发展自身的同时更好地服务社会。面对新形势、新挑战，职业教育需要积极促进自身科学发展。

职业教育的科学发展，首先需要依托国家产业战略的升级和区域发展战略的深化。如当纺织行业已经向时尚行业转型时，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就必须从“服务工业生产为主”转向以“服务生活创意为主”；当航天、航空、核电等战略性产业迎来大发展的机遇时，相关的职业教育内容就一定要跟上。又如，当渤海湾沿海地区、江苏沿海地区以及长株潭区域成为国家新兴经济增长极后，职业教育就要作好相应的战略应对，以便及时调整劳动力供应结构。

同时，职业教育迫切需要国家层面的制度引导。如作为职业教育改革试验的一项重要内容，从2008年开始，我国每年在有职业教育历史底蕴的天津市举办一次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并已经制度化。这就是贯彻中央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方针政策的一项重要举措，对深化技能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形成“普通教育有高考、职业教育有大赛”的人才评价与选拔制度，引导全社会进一步重视和支持职业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发展职业教育、缓解就业压力，还需要重温“劳动光荣”的观念。尽管在沿海省份，很多家长都寄希望于孩子———名牌幼儿园、名牌小学、名牌中学、名牌大学，然后名牌企业“白领员工”的成长路径。但是，一个社会如果要正常运行，特别是经济要健康发展，还是需要相当数量的“技能劳动者”。关键是要通过高水平的职业教育，能够给技能劳动者一份稳定、安全而体面的就业收入。这里的“安全”，是指以熟练技能为后盾的劳动安全保障。任何不经职业培训而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行为，都是不值得鼓励的，其在生产过程中也会给企业和员工自身带来安全隐患的。

同样，国际经验也表明———经济繁荣时期社会劳动力供应出现偏差，往往是职业教育和基础教育之间失衡的结果。德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是实现两者之间平衡的典型。如在澳大利亚就曾经有两个工种———管道工和护理工，其工资一度接近于大学教师。而经过一段时间，如果本国还是此类工种短缺，政府就会考虑从海外引进“外劳”。也就是说，劳动力市场的成熟是需要政府加以积极调节的，否则，社会就会不和谐，经济发展就会出现波动。而这种调节，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对职业教育相关内容的及时调整。

根据对周边国家劳动力市场的考察，在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经济发展阶段，大企业集团和政府部门的介入，是职业学校能够及时稳定地提供高素质技能型劳动者的关键之举。如在日本，具有较大规模经营能力的企业通常都和某几个职业学校有着劳动力供应合同关系。企业往往年度性地提出用工要求，然后由职业学校加以定单式的培养。而一旦行业新的应用性技术又有了突破，职业学校还将对劳动力进行技能提升培训。和我国有所不同的是，日本职业学校的经费除了由政府的劳动部门拨款外，企业的交付也要占到近半比重。

而在行业与职业教育之间的融合方面，东南沿海城市是有条件先行先试的。目前的东南沿海城市，基本上处在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加速发展阶段上，行业与职业教育之间彼此都存在着催化对方发展的动力。因此，我们可以相信，伴随着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和高素质技能劳动力的不断供应，我国就业市场的压力和沿海企业的劳动力短缺压力都将从根本上得到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