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从我国政府部门到社会各个阶层，都非常重视职业教育的发展。为了有效借鉴古代职业教育的宝贵经验，我们对我国古代职业教育思想的发源这一问题进行了考证。

一、管子“四民分业定居”制度之前，我国没有形成完善、系统的职业教育思想

自有人生，便有教育。人生的需要随时代而变化，教育的内容与方式也随之发生变迁。职业技术教育是随产业的产生而产生、随产业的发展而发展的，这是职业技术教育产生与发展的原始动因和持续动力，也是我们考证职业教育何时形成的重要判断依据。

人类最初的产业分工并不明显也不固定，主要表现为为了生存和活命而进行的随机性的狩猎和采集，当时产业就是劳动，目的就是生存，生产和生活经验的传授是通过日常生活和日常劳动实现的，是典型的经验传递和实践观察。这是人类早期技术教育的基本特点。

有关古籍对这种原始社会的技术传授作了大量记载。《白虎通》卷一有文字：“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耦，教民农耕……”《孟子·滕文公上》有：“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吴越春秋》有：“尧聘弃……拜弃为农师，封之台，号为后稷。” 《路史》（后纪卷五）有：“嫘祖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 上述古籍中的“教民农耕”、“教民稼穑”、“拜弃为农师”、“教民育蚕” 等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原始农业文明及农作技艺传授的事实。这种带有随机性、偶然性、分散性的教育与劳动融为一体，教育的手段仅限于言传身教，还没有专门的教育场所和专职教育人员。

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到夏代，我国原始社会终于让位于奴隶社会。由于农耕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农作物产量增长较快，商业和手工业开始繁荣。

手工业方面，大批奴隶被迫进入各种作坊劳动，作坊内的分工已相当细，形成了复杂的综合性手工业。但当时对奴隶的技艺训练是强制性的，奴隶的生产活动还没有形成专门的职业，奴隶不可能靠自身生产劳动获取生活资料，成为专门的职业生产者。工商业方面，我国在西周以前实行“工商食官”制度，“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工商业者是贵族阶级的家内奴隶，私人工商业发展艰难，零星的私人商业也受到官府的控制；市场也是由领主设立，对商人、商品等都有严格管制。直到春秋时期，“工商食官”制度解体，代之而起的是齐国管仲推行的士农工商 “四民分业” 制度，之后，我国古代的工商业才获得了发展繁荣的场所和机会。

整个奴隶社会，掌握政权的统治者并不重视职业教育，夏代政权“为政尚武”，教育的目的、内容均与夏代政权的性质有直接关系。统治者为了巩固和扩大其统治，一方面要镇压本族奴隶的反抗，一方面又要不断征讨、掠夺其它部落，因此，军队起着关键作用，他们首先重视的是军事教育，其次是宗教教育和人伦道德教育。商代的教育除了沿袭夏代的“为政尚武”，更注重礼乐教育，因为殷人迷信鬼神，经常举行祭祀活动，这类活动要有相应的礼仪和音乐，贵族青年都要接受一定的礼乐教育。西周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要礼乐，军事要射御。贵族子弟先经过家庭教育，然后接受学校教育，其中小学强调德性教育，内容包括德、行、仪、礼等几个方面；大学教育，服从于培养统治者的需要，“学大艺，履大节”。可以说，西周贵族的教育内容，就是“六艺”教育。“六艺”主要是一种“德艺”教育，其教育对象不可能是普通平民，学习的目的也不是运用于社会生产，它是奴隶主统治阶级为维护其贵族专政的政治需要而进行的教育，其本质可以说是一种素养教育。

再一方面，掌握着文化、技术的智识阶层遵循“学术官守”传统，父死子继，子承父业，贵者终贵，贱者终贱，形成世业家有。家业世世相传者，称为畴人；父子相继世居其官，称为畴官。只有官学，没有私学，庶人和平民根本没有接受专业教育的权利。

综上分析可以推知：管子“四民分业定居”制度之前，生产劳动者之间的分工还没有达到专门的职业化，技术技能的学习与传授是在日常生活和日常劳动实现的，没有专门的教育场所和教育人员，因而不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职业技术教育，更不可能形成完善、系统的职业教育思想。当然，仅仅从理论上进行推理还是不够的，我们又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资料考证。

《尚书》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书中记事内容上起原始时代的尧舜时期，下到春秋时期的秦穆公为止。《尚书》各篇，按时代先后，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几个部分。其中《周书》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西周时掌管林产和水产业的官)不出则财匮少。”在这里，《尚书》只是指出了四种职业的重要性，并没有进一步深入涉及教育的方式方法、思想内容等。

《春秋·谷梁传》成公（前590年）篇提到：“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根据时间推论，这里提到的“古者”“四民”就应该指管子的“四民分业”制度，因为管子在和齐桓公探讨治国之策时提出“四民分业”制度，当时是公元前685年。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也指出，“士、农、工、商谓之四民，始见于《国语·齐语》，同时见于托名为管子所作的《管子·小匡》篇”。四种职业生产者的出现，意味着职业技术教育的时代到来了。

二、春秋桓管时期的齐国产生了我国最早的职业教育思想

关于管仲“四民分业定居”的制度有多方文献予以记载。《国语·齐语》中《管仲对桓公以霸术》一章，管仲答对桓公说：“参其国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又说，“四民者，勿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咙，其事易”，“昔圣王之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这样，士、工、商、农同一行业的人居住在一起，相互切磋，父业子承，他们的心思就会安定，不见异思迁；父兄对子弟的教育不用督促就能完成，子弟学起来不费力就能掌握。管仲又建议采取具体管理措施，“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公帅五乡焉，国子帅五乡焉，高子帅五乡焉。参国起案，以为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乡，泽立三虞，山立三衡。” 这样，不同的行业就有了不同的主管和专管人员。《管子·小匡》关于这一史实的记载与《国语·齐语》基本相似，而且，《小匡》中管仲回答桓公问政时还特别强调，“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这里，管仲明确提出了“四民分业”定居并设置专门机构进行管理的制度，表明当时社会分工已经明确产业化，技术教育专职化，这是有证可考的我国古代最早的社会职业教育思想。

那么，为什么我国最早的职业教育思想产生于春秋时期的齐国，而不是其他国家呢？

管子职业教育思想首先得益于齐国独特的地域文化和重视工商业的传统。《史记·周本纪》载：“于是封功臣谋士……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初封的齐国，国土范围并不大，方不足百里，土地条件差，“齐地负海舄卤，少五谷，人民寡。” 但是齐地背靠大海——渤海，海上交通方便，鱼盐资源丰富，人民又长于植桑养蚕而好“女工”，手工业较为发达。姜太公“因其俗，简其礼”，权衡利弊，采取了“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劝其女功，极技巧”等大力发展工商业的基本国策。姜太公的这一经济政策奠定了齐国注重工商的经济文化传统。

到齐桓公时代，管仲继承发展了太公的经济思想，在坚持“以农为本”的同时，对内实施“四民”分居定业、“设轻重鱼盐之利”以及“官山海”等政策，对外则采取“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使关税讥而不征”、为来齐经商者“立客舍”等措施，使得“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这样，由工商业带动齐国的经济迅猛发展，齐国成为经济大国。

务实性是齐文化传统的又一大特色。齐自立国之初，就一向轻“礼”而重“利”，重利，就是特别重视发展经济的实际利益，工商业者的地位越来越受到重视，管子的一句话就是有力证明：“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石民”即表明“四民”是国家的基石。

如此，桓管时期，齐国工商业空前繁荣，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深。

第一、这一时期，齐国冶铜技术达到较高的地步，能够生产精美的礼器和兵器。冶铁业已经出现，并已制成生产农具，运用于农业生产，再加上管仲实行 “相地而衰征”，根据土地的好坏来缴纳租税，极大刺激了农民的耕种热情，农业也得到了迅速发展。

第二、齐国地处山东半岛，气候温润，种桑养蚕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西周初期，太公对桑蚕的重视为春秋齐国丝织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汉书·地理志》说：“后十四世，桓公用管仲，设轻重以富国，合诸侯成伯功，身在陪臣而取三归。故其俗弥侈，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史记·货殖列传》也说：“齐鲁千亩桑麻……”，“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

第三、齐国漆器业也在这一时期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临淄郎家庄一号东周墓出土地的一批珍贵的春秋时期齐国的漆木器残片，图案严谨规矩，对称要求高，用笔一丝不苟，线条纯熟流畅，充分显示了画工精湛的艺术造诣。

此外，春秋时期齐国的水利工程技术、城市建设、都有了长足发展。

随着经济的发展，各行业的分工也越来越细，专业化程度日益加深。《考工记》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科学技术典籍，具有“齐国官书”的性质。《考工记》开篇就提到：“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或坐而论道；或作而行之；或审曲面埶，以饬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或饬力以长地财；或治丝麻以成之。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审曲面埶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谓之商旅。饬力以长地财，谓之农夫。治丝麻以成之，谓之妇功。”而且，每一种工种，又有细致的分工，“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设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抟埴之工二。” 攻木之工又分为：轮、舆、弓、庐、匠、车、梓，攻金之工分为：筑、冶、凫、栗、段、桃，等等。这样高度的产业化，这样专业的分工，必然要求相应的职业技术教育。因此说，在春秋时期产生我国最早的职业教育思想，是齐国文化传统和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三、管子职业教育思想丰富而深刻，是真正意义上的职业教育

管子充分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将其视为“牧民”、“治国”的重要手段和途径。《管子》一书则集中反映了他的职业教育思想，在我国历史上最早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职业教育的行政管理机制以及职业教育的目标、内容、方式及其功能等多方面问题。

1、管子职业教育有明确的行政管理和教育机构。

为了确保“四民分业”的职业教育制度得以贯彻执行，管仲进行“三其国而五其鄙”的行政管理，把士农工商分别安排在有利于他们生产、生活和学习教育的社区居住，让诸业以族聚，“旦夕从事于此”，易于形成规模效应；家族专业化又利于总结专业经验，按家系传授专业知识并使之精粹可以不致失传。另外，齐国还专门设置相应的管理机构和教育人员进行教育管理：军事管理方面设有大司马，《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记载管仲的话：“三军既成阵，使士视死如归，臣不如公子成父，请以为大司马。”农业官员为大田，齐桓公以寒士宁戚任之。工艺方面，《史记·田敬仲万世家》提到：田齐的先祖陈公子完，出奔到齐，“桓公使为公正”，专门管理手工业。还有侍渔、衡鹿、舟鲛、虞侯、祈望等，负责渔业、山林和川泽。

2、管子职业教育具有很强的目标性和专业性。

《管子·乘马第五》明确指出了对百姓进行教育的内容标准以及教育达到的目标。“智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教民”，“是故，非诚贾不得食于贾，非诚工不得食于工，非诚农不得食于农，非信士不得立于朝。”不善经商的人就不要以经商谋生，不善技巧的人就不要从事手工业工作，不善种植庄稼的人就不要务农，不是真正的士人就不要做官；要让教育做到人尽其才，各尽所能。百姓做不到的事情，君主就不强迫他们去做；百姓掌握不了的技术，就不要去教授他们。这样进行教育才能做到有的放矢，从而培养出诚贾、诚工、诚农和信士。

《管子》每个人只能“攻于一事”，“事之不可兼也”。任何工作都必须专才能做好，“成于务”，“不务则不成”。管仲强调专业人才必须坚持“五务”：“君择臣而任官，大夫任官辩事，官长任事守职，士修身功材，庶人耕农树艺”。君主要选臣任官，大夫要任官治事，官长负责其事而严守职责，士人修养品德而攻治才艺，平民则从事农耕种植生产，各负其责，各尽其职。同时进一步强调：“凡此五者：务之力也。夫民必知务，然后心一，心一然后志专，心一而意专，然后功足观也。”意思是说人力各有专务，人民必须认识这些专务，然后才能思想统一，思想统一才能专心致志，功业才能成功。

3、管子职业教育内容极其丰富。

《管子》对“四民”都有明确的教育内容规定。士的教育包括文士教育和武士教育。对文士的教育，《???匡》篇说：“令夫士，群萃而州处，闲燕则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长者言爱，幼者言弟。”强调的是义、孝、敬、弟等伦理道德方面，要求他们“处靖，敬老与贵，交不失礼”，成为知情达理，有一定素养的文明阶层。对军士的教育既包括由将帅对士兵经常进行爱国、爱家乡父老乡亲的教育，又包括军事训练教育，如《幼官》篇所记载，作为军士就要做到“动慎十号，明审九章，饰习九器，善习五教，谨修三官”。

管子认为农业是“本”，对农业生产有严格要求，让农民分别四季，安排各季所用。在天气尚冷的时候，就要铲除杂草修整土地，待时而耕。耕得深，种得均，复土快。在雨季到来之前，就除草松土，等待降雨。降雨后，就带上各种农具，从早到晚在田里从事农活。分别禾苗的好坏，合理疏苗。为了更有效地推行农事教育，《管子》还主张设立"虞师"、"司空"、"司田"、"乡师"等官职，由他们负责向农民实施农事教育，视察农业生产状况。

对手工业者的教育，《小匡》篇说：“相良材，审其四时，辨其功苦，权节其用，论比，计制，断器，尚完利。”要求工匠造出种类齐全、工艺精致的手工业产品，以满足社会需要；对于商人的教育，它也提出了具体的办法：“观凶饥，审国变，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负任担荷，服牛骆马，以周四方；料多少，计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鬻贵。”从而促进了商品交流和市场繁荣。

4、管子职业教育注重形式的多样性。

官子采取“四民分业定居”的措施，使士、农、工、商“群萃而州处”，同一行业的人集居一处，易于彼此交流经验，又易于养成专业气候，无形中造成一种良好的社会职业技术教育环境。这种社会职业教育是当时职业教育的主要形式。

以“父传子学”的教育形式为主，并不是说国家对职业技术的教育就放任自流，而是通过设置专门机构和官员对进行教育管理，譬如，管仲曾建议桓公：“故吏者所以教顺也，三老、里有司、伍长者，所以为率也。五者已具，民无愿者，愿其毕也。故常以冬日顺三老、里有司、伍长，以冬赏罚，使各应其赏而服其罚。”政府通过训练三老、里有司和伍长等乡官，把技术传授给他们；再由这些乡官回乡把技术传授给村民，以指导生产。

5、管子职业教育是一种终身教育。

管子注重社会生产，体现了“人本”思想，因为“一农不耕，民或为之饥；一女不织，民或为之寒”，《管子·霸业》中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落实到具体措施上，就是注意人的教育问题，把教育看作百年之大计：“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我苟种之，如神用之；举事如神，唯王之门”。这是说，比起粮食、树木这些有用之物来，人的价值最高，“树人”可以收到“一树百获”之利。

6、管子职业教育具有多重的社会功效性。

首先，管仲进行一系列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实现他称霸诸侯的愿望，推行职业教育措施也是为这一政治目的服务。《史记》对此的表述是：“管仲既用，任政於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其次，管子发展职业教育是为了富国安民。齐自立国，就崇尚“利”而轻视“礼”，注重发展经济对安定社会的作用。管仲明确表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只有人们富裕了，才能追求精神文明。再次，管子主张“四民分业定居”，设官管理四民，实际上是整顿行政管理机构，集权于贵族，以便加强对人民的统治；他从国家政策的角度抬高各行各业人员的社会地位，说“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明确表示这些人都是国家的基石，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也是为了让他们专心于自己的职业，使得社会组织能有序而高速地运转。

四、总结

以“四民分业定居”为核心的管子教育思想是一种较为细致、系统而又有效的职业教育思想。从我国原始人类以来，直到春秋时期的齐国，我国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职业教育。对此，一些知名专家也有类似判断：“四民分业的社会职业教育具有很强的时代性，是当时经济基础的反映并为之服务，是中国古代史上最早的职业技术教育。” 我们完全有充分理由作出推断：今日淄博临淄，即春秋时期的齐国，就是我国职业教育的发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