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职业教育中，艺徒制是最为普遍、受教育者人数最多的教育形式，也是中国古代职业教育中时间保持最长的教育形式。

一、艺徒制的历史沿革

(一)原始社会时期艺徒制的雏型

从我国的大量考古发掘中已经证实，原始人类在由狩猎为生向农业种植为生转变的过程中，早期的职业教育(广义)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当然那个时代并没有出现诸如“职业教育课程”、“学徒制”等专用词语及制度化了的教学形式，但是作为实质性的农业技艺及日常生活经验的传授却已存在。

有关古籍对原始社会的农作技艺传授作了大量的记载。例如，《白虎通》(卷一)有：“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耕……”《孟子·滕文公上》有：“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吴越春秋》有：“尧聘弃……拜弃为农师，封之台，号为后稷。《路史》(后纪卷五)有：“嫘祖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上述古籍中的“教民农耕”、“教民稼穑”、“拜弃为农"币”、“教民育蚕”等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原始农业文明及农作技艺传授的事实。

黄河、长江流域原始农业文明的发达使得人类逐步从狩猎游牧走向了定居，手工业领域及原始手工技艺的传授日趋专门化。在原始社会末期，出现了大量的制陶、纺织、建筑、育蚕治丝等原始手工业。例如，考古出土的仰韶文化时期的细泥彩陶，西安半坡时期的黑陶及良渚文化时期的玉器，都堪称工艺精品，甚至现代人们对一些制作工艺都难以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对这些制陶工艺及玉器加工技艺的考释，可以认为当时是脱离不开技艺高明的工匠的，而工匠是要学习技艺和积累大量经验的。例如，制陶一般包括淘洗、制坯、装饰和烧制等四道工序，每道工序都有严格的工艺要求。因此，在生产过程中必须对制作者进行严格训练，这说明师徒传授的雏型已经出现。

(二)奴隶社会及转型时期的艺徒制

从夏、商朝到西周，奴隶社会长达1300多年。由于农耕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农作物产量增长较快，商业和手工业开始繁荣。大批奴隶被迫进入各种作坊劳动，作坊内的分工已相当细，形成了复杂的综合性手工业。在商、周社会就已有“百工”的记载。殷墟出土的考古文物，重达875公斤的青铜器“司母戊大方鼎”，是由铜、锡、铅按一定的配方浇铸而成的，其工艺相当复杂。那时对奴隶的技艺训练是强制性的。另外，少数脑力劳动者成为专门掌管文化及农业、手工业、商业等行业的官吏，在官吏中实行子习父学的职官教育。

春秋战国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动荡。“自东周以来，天子失官，诸侯自政”，这种社会的动荡对经济产生了直接影响，作为奴隶社会生产方式的重要标志——“井田制”开始迅速崩溃，从而使得许多奴隶成为了自由民，以自由民为核心的自由个体经济有了相当的发展。例如，齐国在桓公和管仲时期，曾规定“士之子桓为士、农之子桓为农、工之子桓为工、商之子桓为商”；同时还规定士、农、工、商的子弟应该“子就父学、弟就兄学”。这表明随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扩大，家庭成为手工业技艺传授的基本单元，而且比以前有了进一步的稳固和普及。

随着奴隶社会的崩溃，一些原来的职官(畴人)流散到了民间，于是著书立说，组织学派，并开设私学收徒。《史记·历书》曰：“幽、历之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汉书·艺文志》曰：“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这样，客观上畴人将本来密藏于官府的技术带到了民间，又从民间生产实践中吸收养料，促进了技术本身的发展。墨子创办的私学是以传授木工、器械制造技艺为主的，其教学方法注重实际操作。当时，突破家庭圈子收徒，实行个别传授也已出现。例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上记载了医术高明的长桑君收扁鹊为徒的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生产技艺传授，主要是通过家业世传：设学收徒、以师带徒和世代畴官等形式来实现的。

(三)封建社会学徒制的发展

秦、汉至隋唐，封建经济发展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与此相关的职业技艺传授、教育也有了长足的进步。虽然从隋唐开始的科举选拔，使以后的主流教育一直围绕着科举应试这个中心展开，如唐代的六学二馆(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律学及弘文馆、崇文馆)的教学内容主要以儒家经学为主，但以专业教育与技艺传授为主的职业专科性学校已经出现。

唐代职业专科学校主要专业包括：天文历法、医学、兽医、礼仪、内宫事务等。如唐代的太医署为医科教学制定了一整套分科制度，规定了各科的修业年限、招生人数及教材，学生先学习基础课程，再学分科专业课程。唐代职业专科性教育的出现比欧洲的实科教育早一千多年。这一时期，官营手工业作坊的发展，促进了艺徒制的完善。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机构中都设有管理官营手工业的机构，从而在全国形成了一个庞大系统，这些官营手工业作坊均采用艺徒制的教育形式，培养了大批能工巧匠。据《新唐书·百官志》记载：掌管百工技的少府监，每年十月，从刑部都官司的官奴婢和官户中挑选一部分人为工户，送到少府监学习细缕、车辂、乐器制造等精细手艺。少府监还对不同工种的学徒年限作了明确的规定：“细缕之工，教以四年；车辂、乐器之工，三年；刀鞘之工，二年……。”这是一份完备的职业教育教学计划或大纲。传技师傅从全国各地挑选，代表着当时各行业职业技术的最高水平。在皇权命令和物质奖励下，师傅们不得不拿出祖传的绝技。这极大地提高了当时各行业的职业技术水平，并使各行业的最高技术得以推广。

另外，唐代已设立了“掌百工技巧之政”的少府监(负责天子和皇族的生活日常用品的制作等)和“掌土木工匠之政”的将作监(负责朝廷的土木建筑)，两监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优秀工匠，均有培养和训练艺徒的职责。如少府监所制定的艺徒培训标准，就规定了学徒年限(复杂工4年、简单工9个月)和考核制度(分季考、岁考)。这样，名师加上较为严格的培训计划就可以培养出大批优秀的工匠。

伴随唐代职业类培训机构的出现，产生了最初的职业教育课程，其课程设置带有浓重的功利性。因为这些培训机构是附设在政府部门之中的，其功能是为皇帝和有关政府机构服务的，而非对社会负责。这也限制了职业培训机构的进一步发展。然而，这类职业培训机构面向平民，一般庶民子弟均可入学。这样，也促进了教育向民间的普及。

唐代的职业专科性学校对教学内容都有明确规定。如医学专科，功课分为五种：一日体疗，二日疮肿，三日少小，四日耳目口齿，五日角法。其中“体疗”类似于今日的内科，“疮肿”类似外科，“少小”类似小儿科，“耳目口齿”则是五官科，至于“角法”可能传授拔火罐一类的治疗方法。医科学生需先修习基础课，再分科学习专业课。基础课主要是研读《本草》、《甲乙经》、《脉经》等中医典籍。同时，非常重视临床实践，学生毕业要根据实际治疗成绩来评定优劣。

为了保证技艺传授的质量，唐代首次实行了国家颁定统一专业教材的办法，当然这是与职业专科性学校的建立与发展相适应的。当时，医学、算学等教材都是朝廷通过诏令来选用和编审的。唐代的专业教材以《算经十书》最为著名，还有《新修本草》、《黄帝内经》、《甲乙经》、《步天歌》、《司牧安骥集》等等都被选为各科教材。这些专业教材荟萃了当时最新的科技成果，因为教材的编写者常常都是第一流的科学家，往往边研究边编撰。如《新修本草》就是经过药物学家的集体研究，并广泛吸取以往本草药书的基础上，新增加了114种药物，所载入的药物达 844种，堪称一部恢宏的药典。同时，唐代的教材都是注释本，既保留了前人的成果，使学生知其源，又通过注释创了新说，及时更新教材内容。有些还是集注本，集中了各派的观点，活跃了学术思想。在教材的形式上，有些是形象生动、图文并茂，如《步天歌》就刊印了天文图像。对教材的版本而言，往往都是经过认真校勘的善本。

宋、元、明、清时期中国的封建社会开始由盛转衰，而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也开始出现。职业技艺的传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作为技艺传授重要方式的官营艺徒制有了较大的变化，其工种和规模都有了扩大。

在宋代，全国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官营手工业系统，包括纺织、冶金、铸币、造船、盐业、采矿、武器制造等。由于手工业作坊规模的扩大，为了高效地训练艺徒，推行了“法式”艺徒培训法。如《宋史·职官五》曰：“凡利器以法式授工徒。”所谓“法式”就是技术操作规范，其中也包括一些最基本的技术知识，内容有“名例、制度、功限、料例、图样”等。这也是早期职业教育课程之一。宋代很重视生产的标准化和定型化，出现了许多“法式”。如《营造法式》、《弓式》、《熙宁法式》等都是著名的法式。宋代以后，民间的手工业作坊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广大工徒在生产实践中随师学艺。此时，已出现了类似于欧洲的行会组织。据《梦华录》记载，宋代手工业不论生产物件大小，都设置了“团行”，各团有“行老”。“团行”之上设“库”，“库”有“行首”。民间手工业作坊受“团行”和“库”的辖制，凡是作坊雇佣工匠和学徒，都是要经过“行老”和“行首”的同意。

明代中叶以后，资本主义的萌芽在江南各地开始陆续出现，纺织、丝绸织造等商品性经济空前活跃。因此，各种行业的生产知识与技能在民间迅速普及。随着商品流通领域的扩大，迫切要求手工业者进行技艺交流，民间作坊也开始了总结技艺的努力。这一时期，总结各个生产程序的书籍也开始出现，如《镜史》、《园治》、《盘珠算法》、《算法统宗》、《木棉图说》，等等。

二、中国古代艺徒制的特点

艺徒制作为中国古代职业教育中最为典型的教育形式，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职业教育的历史进程，极大地提高了我国职业技术的传授水平，特色鲜明，主要表现有：

(一)“言传身教”的教育模式

“言传身教”历来被认作是中华民族传统教育手段之一。中国向来有“投师如投胎”的说法，徒弟对师傅唯命是从，十分恭敬；师傅则将所掌握的技术特点、方式方法、经验知识等传授给徒弟。在传授时，师傅一方面将一些技术经验以口诀或顺口溜的形式传授给学徒，如从事冶铸业者将探测矿藏的经验总结为：“山上有葱，下有银；山上有薤，下有金；山上有姜，下有铜锡。”另一方面，则使用大量专业性语言及行话，这些专门性的简洁凝炼的口诀行话是从业者长期经验的总结，甚至凝聚了几代人的心血、智慧和辛勤劳动，具有较强的概括性、综合性和实用性。学徒要全面掌握一项工作，其内容涵盖工作的每一道工序、每一个环节，培养出的工匠不仅对自己的职业，而且要对整个行业都有全面的了解，才能保证技艺的专业水平。因此，古代艺徒制教育贯穿于行业生产的全过程，具有全程教育的特征，这种教育形式培养出的人综合素质较高，富有创造精神。特别在古代社会末期艺徒制职业教育培育出许多杰出人才和能工艺匠，他们创造了中国古代精湛的工艺业，有的产品被视为“国宝”，成为中国古代高度文明的重要标志。

(二)以“心传”为核心的技能传授

所谓“心传”，没有范本没有模式，是一种内在的精神的作用和无形的心理表述。对于传授之人来说，它没有模式，也不能用语言表达；对于受教者来说，它没有样本，也不是单纯的技术继承就能达到。所以只能依靠两者之间心理的传授和领悟，凭感觉行事。受教育者一旦心领神会，便能随心所欲，在生产制作过程中，不断创造出新的技法、样式和风格，也使得技艺在传承过程中，不断地被赋予新的生命力。在技能传授过程中，师傅不仅让徒弟机械重复操作，他们自身也非常重视技术经验和行业规范的传授，师傅通过自己演示和在指导徒弟操作的过程中传授技术经验，通过具体实例说明行业规范。因此，艺徒制是以职业实践为中心来组织教学内容，学生不注重学历，只注重其就业价值，只重视操作而不重视理论的追寻。

(三)以现场学习为主的教学组织形式

古代艺徒制职业教育是生产第一、教育第二。学徒主要是在实际生产的过程中边看、边干、边学的。一般的过程是徒弟先在旁边看师傅干，了解了生产的基本，隋况以后，徒弟便可帮着师傅做一些简单辅助活计，辅助工作干得越来越多、越来越熟练，达到胜任基本操作以后，便可在师傅指导下开始系统工作并逐步过渡到独立工作。对于一些难度大、技艺性较强的技术只凭口耳相传，受教育者并不容易掌握，做师傅的往往采用语言解说和实际操作、具体示范相结合的方式来传授技艺，“相示以巧．相陈以巧”。对受教者而言，熟练的技艺是要靠真正动手实践后才能掌握。学习者从识别材料、打磨修理工具这些基本工作做起，到能够完全独立地完成一件产品，这是一个不断实践、不断探讨、不断摸索的过程，也是一个用心掌握技巧的过程。

(四)强调亲密师徒关系

为了保证技艺和秘诀的代代相传，必须加强亲密关系，视师如父，视徒如子。有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师傅是徒弟的衣食父母”之说，“尊师”是至高无上的道德准绳。这种“情感效应”对知识技能的传授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艺徒制职业教育在早期都是父子相传，然后过渡到师傅收养孩子作徒弟，最后才扩展到一般的师徒关系。这种关系不仅是一种私人关系，也是一种社会关系。但是它限制了技术的传播范围和对象，有时还会因偶然因素导致技术失传。

(五)效率较低的教育机制

艺徒制职业教育属于个别教育形式，徒弟在独立操作之前必须首先熟悉所有工序。但每道工序又很少单独教授，大多是在完全自然的工作过程中随机学习，因此学习的周期特别长、教育效率低下。伺时，师傅在传授技艺的过程中，为竞争的需要或其他原因，对技艺的传授层层设限，甚至往往不将一些特殊高超的技艺传授给徒弟，由此导致了一些技艺的失传，这也严重地影响了中国古代技艺的连续发展与提高，反映了古代社会的保守性与局限性。

古代艺徒制职业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职业教育的规律，它的许多做法对于今天中国职业教育克服“学用脱节”、“手脑分离”、指导无计划性等问题仍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