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职业教育的几种范式

职业技术教育是随着职业分化而产生的，正像工具和教育是人类进步的两个不可分割的“中介”一样，职业和职业技术教育也是不可分割的。在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了职业分化。据《管中集校》所载，管子不仅将职业划分为士、农、工、商四民，对四民分别提出了职业要求，而且还认为四民应分别集中居住，以便于传授职业道德和技能。后人不仅把管子的思想视为最早的职业技术教育思想，而且也由此把职业与职业技术教育视为不可分割的共同体。由于中国古代的技术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总结，常常存在于自然状态下，所以，将处于自然状态下的科技知识与实践相联系的传授方式相结合，便成为中国古代职业技术教育的主要范式。范式是“一个特定社团的成员共同接受的信仰、公认的价值和技术的总和”，中国古代“以吏为师”的职官教育、以医案为本的职医教育、师徒传承的艺徒制教育和农器与法术相结合的农业技术教育，正揭示了中国古代社会成员共同接受的信仰、价值和技术，反映了中国古代职业技术教育的智慧。

一、“以吏为师”的职官教育范式

“畴人之学”是中国最初的职官教育形式，它为封建社会确立“仕而优则学”的职官教育信念奠定了基础。由于世卿世禄制度的解构和“学在官府”思想的建立，封建社会早期的“宦学”虽然延续了“宦学事师”，但“以吏为师”在扬弃了职官世袭家传的技术垄断之后，却成为培养封建社会所需要的具有技术、职务和客观能力的职官的主导信念。科举制作为中国古代通过考试选官的制度，对中国古代学校教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的知识活动，职官教育也由“官”的培养转而为“臣”的培养。虽然从以掌握技术知识为主的“官”的培养到以通经博文的忠君卑位的“臣”的培养的演进过程，反映的是专业化的“官”与非专业化的“臣”存在的历史意义，但却揭示了中国古代职官教育在价值追求上的变迁。

“以吏为师”是古代职官学习有关职事的技术知识的主要途径。虽然夏、商、西周时期的教育都是“学在官府”，但其国学、乡学与“畴人之学”是两种不同的教育形式，国学、乡学的受教育者都是贵胄子弟，他们是未仕的学生，接受的是“六艺”教育，“畴人之学”是结合官职进行的。“畴人”被称为“世官”或“畴官”，即世承职官的人，他们掌握着天文历算、辨土勘地、医学医疗等技术知识，担负着“告朔之政”、分辨土壤、安排种植、土地整治、农田水利、选种除草灭虫施肥、相马畜牧、测量土地、测定方位、建造国城、司会治下、音律传授、疾医治疗等职事，从而成为诸如《官子?立政》中所指的“虞师、司空、申田、乡师、工师”等掌握有关专业知识和生产技术并负有管理某种专业生产职能的职官，不仅负责管理，而且负责知识技术传授。

产生于秦汉时期的宦学，是“政教合一”的一种职官教育形式，虽然也是“宦学事师”，但由于职官制度不再是世卿世禄，其“宦学”也不再是父传子学。秦朝实行“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文教政策，禁毁私学，“非史子也，毋敢学学宦”，因此，不是“史”的学徒弟子，就不能在“学宦”中学习。“学宦”是专门训练吏员的机构，其施政者正是分别掌管文书、档案、书记、编订历法、观察天象、物候和掌管粮食与财务的史官，受教的弟子向他们学习从政的专门技能。汉代官学创办之后，宦学仍未废止，甚至在东汉出现了“好仕学宦”的盛况。汉代宦学与官学相互补充，官学体现的是“学而优则仕”的原则，而宦学体现的是“仕而优则学”的原则；官学是“士先志”的教育，宦学是“官先事”的培养；“文吏以事胜，以忠负；儒生以节优，以职劣”。宦学形式的职官教育，反映了封建地主阶级上升时期对官吏科技素养的重视，大大提高了吏治水平，不仅培养了大批高素质的中下级官员，而且发现和培养了许多高级官吏。

宦学中的教育内容包括了数学、农业生产技术、天文历法、工业生产和管理、地理水利、畜牧兽医等知识技术，其教育经验更是值得借鉴。一是开创了注重实验、观测的良好学风；二是开创了实例教学以培养学生实际能力的方法；三是撰写了大量的科技知识教育教材；四是提倡“问难论辩”式教学。

隋唐以来，科举制成为整个教育制度和选官制度的重心，学校教育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围绕科举而进行的，其教育知识由“五经”到“九经”“十三经”再到“四书五经”，一直没有发生质的改变，技术知识被排挤在边缘。但是，关系王朝稳固和基本国计民生的技术知识，如天文历法、生产及农业管理等在官学教育中仍保留有宦学职官教育的特色，“以吏为师”和注重实验、观测、实例教学、“问难论辩”等教学方法仍是职官教育的范式。

二、医案为本的职医教育范式

医案式职医教育属案例式教育。根据《说文定声》和《止字通，木部》释：“案考也，通作按”，“案”具有考察、考据、研求之意。案例是指经过调查研究或考据查证而获得的实例，具有教育价值的实例被运用到教学过程之中便形成了案例教学。由于案例教学不仅仅是现代意义上的以培养实践能力为目的的教学方法，而且包括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内容整合和通过实际案例进行的理论原理教育(亚案例教学)，同时还包含了教育思想及观念的渗透，因此完全可称之为“范式”。

在中国古代有很多的医案、佛学教育的公案、实际战争的战例、司法实践中的讼案等，这些案例作为教育内容，在古代职业技术教育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价值和作用。虽然古代的法学教育、测量教育、治会教育及战法教育等都使用案例，但运用案例教育最为持久和最为成功的却非职医教育莫属。

早在西周的职医教育中，由于分科制度的实施和对疾医考核的重视，疾医就十分重视医案(治疗过程)的记录，治疗中如有死亡，“则各书其所以”，上报医师，年终医师对疾医分四等稽考，“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后来，疾医为了积累经验，对治疗的病情和治疗过程都“各书其所以”，便形成了早期的医案和开创了记录医案的优良传统。产生于秦汉时期的《黄帝内经》，不仅专述了脏象、经络、病因、病机、论法、治则、针灸、摄生、五运六气等医学知识，而且结合，临床病症，叙述了44类共计331种疾病的病候，详细介绍了运用切脉，结合望诊以诊断疾病的经验，是现存最早的古代医案雏形。《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的“诊籍”被中医学界认为是最早定型的医案，仓公的“诊籍”记载了浮、沉、弦、紧等20种脉象，大多脉象一直沿用到今天。仓公的“诊籍”还记载了治疗的过程，和对其疾病的分析辩论以及治疗的理论依据，使学习者对实际情形有所了解。宋代，记录和整理医案已不只是名医名家的事情，普通的民间???生也都“自列其事，存为医案”，为传授医术积累了大量的案例。明清两代临床医学的发达，更是推动了医案的兴盛。

中国医学理论，其经络、脉象、气态等不像西方解剖学那样“看得见、摸得着”，但望、闻、问、切，辩证施治，更需要在实践中理解和掌握理论，而医案教育则在理论与实践之间架起了桥梁。在运用医案进行职医培养的过程中，古代职医教育创造了许多优秀的教学方法。《黄帝内经》所倡导的“道问学”，采取的是研究性问答式“取象比类”教学法，与现代案例教学的讨论法十分相似。张仲景继承和发扬了“问难论辩”式的以比较为主的讨论教学法，在讨论中对理、法、方药的具体运用进行了比较。在唐代的医学专科学校教育中，医学生不仅在平时的临床实践中要记录医案、学习前人的医案和接受太医博士分析医案的教育，而且还要接受“实际治疗优劣的评定”，其中医案记录与分析是评定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宋代的医学教育中，不仅平时接受医案分析教育，而且在考试中还要接受“假令”方式的测试，“假令”即试验症候方治，是考试所包括的六方面内容(墨义、脉义、大义、论方、假令、运气)之一，相当于今天的案例考试，目的是检验医学生运用医学原理进行断症、处置的实际能力。案例教学向考试的延伸，说明了中国案例教育的成熟与完善。在中国古代民间医学教育中，其师徒传承的中医知识和治疗技术，大多也采取案例教育方式，医徒不仅要识药、记录医案，而且要通过医师对医案分析和修正评点，从中学习诊病治疗的能力，同时接受医德熏陶，使医学理论、医疗能力和医德品质同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