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补习教育是“对于已从事职业者，补充其现有职业应具之知识、技能，或增进其他职业之知识、技能”，“对于志愿从事职业者，授以职业之知识、技能”，并予以公民之训练的教育。它与今天的职业培训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清末民初以来，随着社会对职业技术人才需求的不断增加，不仅职业学校得以广泛发展，职业补习学校也逐渐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并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高潮。很多专家学者纷纷发表文章或出版专著研探职业补习教育，他们丰硕的著述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财富，对我们今天的职业教育，尤其是职业培训有着深刻的指导与借鉴意义。遗憾的是，建国后出版的相关研究著作或文章常常对此置若同闻，或者不曾知晓历史上还有个职业补习教育。因此，梳理发掘近代职业补习教育理论研究成果，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还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

民国时期职业补习教育研究著述主要分为介绍考察外国职业补习教育、研究职业教育时列专章探讨职业补习教育、职业补习教育研究专著这三大块。本文将对此进行梳理、归纳。

一、民国职业补习教育研究著作概况

(一)考察、研究外国职业补习教育的著作

中国近代教育理论研究是在考察、引进外国教育理论的基础上逐渐结合中国教育实践而展开的，并在实践发展的不断推动下，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体系。职业补习教育也不例外。

日本是近代中国教育学习的首选对象。1917年冬，鉴于实业补习教育兴办不久，经验不足，且有关论述仅“稍于译职业教育书中连类辑录，粗有所阐述而省略残甚”，教育部派视学李步青、编审员路孝植东渡日本考察实业补习教育。在日本，他们“牵于见闻，聊以愚管，采各项规程，并闻人之说，考究目击情实，钩要索微，具列异同”，写成《考察日本实业补习教育纪要》。当时，日本工商业补习教育办学成效显著，所以该书对其用笔最多，近乎全书内容的一半。在附录中，作者提出:我国可“先就城市筹设补习学校”;“最优良之实业学校及专门学校”、“最优良之中小各学校”应酌量筹设补习学校，工厂、公司、商店等，无论公立或私立，皆应会同农商部筹设实业补习学校;实业补习学校配置学科及程度须“随时因地制宜，庶无窒碍”。

近代德国职业补习教育被誉为世界成效最显著，很多国家发展职业补习教育受德国影响甚巨，中国也不例外。在《考察日本实业补习教育纪要》出版后一年，即1919年，熊崇熙就编译出版了《职业教育参考书?德国实业补习教育之组织及教程》，全书详细介绍了德国46所职业学校的组织、教程等概况，为国内开展职业补习教育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同年，出版的还有顾树森编的《德国职业补习学校概况》。

到了1931年，国内还出现了对德国职业补习教育历史进行研究的著作，即孟普庆著《德国职业补习教育发达史》。该书对德国职业补习教育由日耀工艺学校运动发展至实业补习学校运动再至职业补习学校运动的历史演进历程作了简要分析，随后考察了德国职业补习学校的管理监督机关、经费、种类、教员的造就情况，并对德国各邦职业补习教育的实施情况作了介绍。

(二)职业教育著作中对职业补习教育的论述

职业补习教育是职业教育之一种，民国学者对职业教育研究较早，著述丰硕，很多职业教育著作列专章讨论职业补习教育。目前查阅到最早的对职业补习教育列专章讨论的职业教育著作是，191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由朱元善编写的《职业教育真义》。该书在第八章讨论了职业补习教育。此后陆续出版的类似著作有:邹恩润《职业教育研究》(商务印书馆1923年)、傅作梅《职业教育》(昌福公司1924年)、杨鄂联《职业教育概要》(世界书局1929年)、邹恩润《职业教育研究》(中华职教社1933年)、陈选善《职业教育之理论与实际》(中华职教社1933年)、江恒源、沈光烈《职业教育》(正中书局1937年)、何清儒《职业教育学》(商务印书馆1941年)何清儒《职业教育讲话》(世界书局1947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