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是近代工商业发展的产物，随着中国近代工商实业的发展，创办推广职业教育逐渐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在实施推广职业教育的主体中，除政府、教育界人士外，处身于激烈的商业竞争中的工商界人士更深刻感受到新式职业人才的重要性与迫切性，为适应实业运行与发展的需要，工商界一些有识之士十分重视开展职业教育，培养实业发展所需的职业人才。

一、近代工商界自办职业教育的动因

甲午战争后，西方列强通过《马关条约》与《辛丑条约》获得了更多的特权，其对华经济扩展的规模迅速扩大，汹涌而来的西方商品和资本，对中国传统工商业提出了严重的挑战，也使中外商务交流竞争更加激烈频繁。在与外商的竞争和贸易中，许多华商或遭失败，或处于被动的地位。他们总结自己失败的原因，深切地体会到传统的商人也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闭关时代，商业只观察一面，而交通时代之商业宜周察各方面；闭关时代之商情只观本国，而交通时代之商情宜纵览世界；闭关时代之商人只取法于既法，而交通时代之商人宜远测未来，明乎此者庶可立于万国交通之市场矣。”

从商者必须学习新的知识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新知识的获得必须依靠工商教育，所谓商战，实质为学战。“虽然各国之争也以商战，实则以学战。学而后能智，智而后能谋，智周谋远。”西方诸国深谙于此，积极推行商业教育，“教商无异于教士，商之于士皆同出于学，此人所以多才，商业所以盛也。”通过工商学堂培养出来的西方商人，“不独通文义、算术、历史、舆地、制造见长也，且能周知各国之情势，故所见者广，不屑以招徕接待为能，鸡虫得失自私也，实能保护己国之权利，故所争者大。”

仿效西方，创设工商实业学堂，培养新式工商人才是中国工商业应对国际竞争、谋求自身转型发展的迫切需要，但晚清政府举办的实业教育远远不能满足工商实业界对适用人才的需求。据学者统计，19世纪90年代以前的民用工矿、航运及新式金融企业近400家，而洋务学堂的数量和种类，据不完全统计，从清同治元年至光绪24年(1862—1898)兴办的洋务学堂仅有34所，其中科技学堂12所，这12所科技学堂相对于数百家企业简直可以说是杯水车薪。

与科技学堂相比，晚清时期的商业学堂数量更少。如1905年，号称北洋巨埠的天津，农工两项学堂“业已开办数年，独商学尚付阙如。”在晚清学部于1907、1908、1909年公布的实业学堂数据中，商业学堂各项指标都是最低的。

有限的工商业学堂无法满足晚清近代工商业发展与竞争的需要，大量的从商者仍然是通过传统的学徒制来培养。在学徒制下，雇主或师傅“之授其徒弟者，不过引以入门，而示之以路。至一切点缀变化、布置行为等，”却须徒弟“自省自悟，自揣自摩，遇事多，习业广，为日久，乃能出类拔萃，而为领袖之人。”在传统学徒制下成长的中国商人，“其幼而学者，系口耳传习之书籍，博奥精深鲜知其义，一行服贾，文字便废。故商场书算熟课程且不备及，况切于商者舆图之学、生物之学、制造之学、预决算之学。夫察世情，明时变。保全本业，抵制外人，彼商人亦何自而知，何自而能哉？”苏州商务总会在章程中也指出，我之商人与西方商人竞争，实“以无学识之人与有学识者遇，其胜负可立决矣。”

正是基于这种严峻的竞争形势与深刻的反思，一些有远见的工商业人士开始创办新式工商教育，培养实业发展需要的新式职业人才。

二、近代工商界职业教育的兴起

晚清时期，一些有远见之工商人士开始在本企业积极开展职业教育。如素有“商雄”之称的宁波旅沪商帮领袖人物叶澄衷(1840—1899)在主持经营的老德记五金行内，就曾以组织夜学的方式每晚“延西师，聚少年之子弟，课以语言文字并商学税关各窾窍”。商务印书馆为增进营业效率，为本公司养成各种相当之人才，于宣统元年也开办商业补习学校，招收有中学毕业程度之学生，专修商学，分科教授，一年或三个月毕业，毕业后派往总务处，及编译、印刷、发行三所实习，由各科主任加以指导，期满授职定薪，与职员同等待遇。

20世纪初，中国开始建立自己的商会组织，并出现全国性的商业联合会。商会的出现，为工商界实施兴商学开商智提供了组织条件，也使他们的促办商学活动从个人转向集体。如天津商会成立的第二年，就在商部和袁世凯的鼓励下，与直隶学务处配合，开始规划实施实业教育。1907年，磁州彭城镇商务分会创办商业夜学堂，教授农工子弟，由商会酌派会董，充为义务教员。高阳商务分会成立不久，也设立了商业夜学，1908年改为初等商业学校，1910年复改为中等商业学校，学校额定学生100名，分三班，“以授商业所必须之智识艺能，使将来实能从事商学为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