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教育的变革首要的动因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殖民入侵引起封建统治者政治危机感；而民间动因，一是民族资本主义的起步，二是有识之士的竭力批判，加上其他力量综合交织，打破了封建教育万马齐喑的封闭怪圈。鸦片战争后，以地主派“经世致用”教育思潮为起点，掀开了批“八股”、倡西学、办学堂、兴实业、重留学、废科举等一系列教育变革，在这个过程中，现代职业教育也开始在中国产生，而职业教育的普遍发展则促进了职业教育法制的萌芽。从宏观来看，晚清职业教育法制产生于一系列历史变革之后，其历程的每一步都是法制形成必不可少的历史基础，也凸显出一些历史发展规律和特征。

晚清职业教育法制产生的基本脉络

晚清教育的衰败至1840年，清朝的官学已经腐朽无用，科举也是积弊丛生，传统教育制度已由成熟走向腐朽。当时的官学教育形式越来越完备，体制越来越严密，而内容却越来越腐朽，以至于这些官学徒有虚名，“讫于嘉庆，月课渐不举行。……嗣是教官多阎茸不称职，有师生之名，无训诲之实矣”。尤其是嘉庆、道光之后，“官学积渐废弛，八腐子弟仅恃此进身。教习停年期满予录用例，月课虚应故事”。致使许多士子不知“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高宗是哪朝皇帝”。与官学相应的科举考试亦是空疏无用，八股考试机械、死板，致使许多人“考其学业，科举之法之外，无他业也，窥其志虑，求取科名之外，无他志也”。自然官学为了生存也以科举为中心教学以“应科目”，以致时人惊呼“科举之法兴而学校之教废也”，加上当时教官多年老昏庸，教学管理松散无力，学风考风每况愈下。晚清的教育已经走到了衰败的边缘，失去了培养社会和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才之能力，甚至不能满足当时封建统治的需要。旧教育的没落意味着新教育的出现，并为之提供了历史空间，新旧教育的矛盾斗争便由晚清教育的衰败开始。

地主派教育改革的呼声鸦片战争后，以林则徐、龚自珍、魏源为首的地主阶级改革派，无情地批判了晚清教育的空疏无用，要求改革“八股”取士制度，提出“经世致用”之学，主张“悉夷”、“师夷”，引发了中国近代教育变革的第一次思潮。龚自珍对以儒家经典为内容和“八股”取仕的科举制度进行了深刻批判，他认为：这种教育不能培养人才，其结果必然是“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间无才将，库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医无才工，衡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驱，菇泽无才盗”。魏源也批评科举培养的人“上不足致国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苏民困”。地主派在批评科举制度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改革的主张，要求改革科举考试制度，增加“经世致用”的知识，学习西方技术，培养技术人才，特别是军事技术人才。在近代中国介绍西洋各国概况最早的著作之一《四洲志》中，林则徐提出：“向西方学习”，“师敌之长技以制敌”，主张改革教育内容，学习西方制造“船械、枪炮、量天尺、千里镜、火轮车、自来火、千斤称、风锯”以抵制西方侵略。此一时期，地主派不但彻底批判了旧教育，还大量研究和提倡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把国人对西方技术的鄙视、排斥转为认同和渴求，是教育思想上的一次大解放，为以后特别是洋务派兴办现代工业，开办实业学堂开辟了思想道路。

洋务派实业学堂的践行在历史的比较中发现，地主派的批判和主张更多地只是停留在口号上，却没有真正触动封建教育制度。真正开办第一批近代实业学校，发展起近代实业教育的当属19世纪60年代后的洋务派。从19世纪60年代起，洋务派就着手把地主阶级改革派向西方学习的口号变成行动，其中，最早当属1862年在北京开办的京师同文馆和1866年开设的福州船政学堂。此后又陆续开办了天津水师学堂、福州电气学塾、江南制造局附设工艺学堂、高安蚕商学堂等培训水师、机电、矿冶、机器制造、商务专门人才的各类学校。洋务派创办了我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批新式学堂，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新型人才。虽然人才数量有限，质量也差强人意，但其意义不可低估，毕竟在封建教育封闭的圈子上凿开了一个“缺口”，迈出了学习西方教育至关重要的第一步。洋务派的实业教育运动不但开始得早，而且持续的时间也长。从早期洋务派的李鸿章、左宗棠到晚期洋务派的张之洞、盛宣怀，实业教育的开办一直没有停止，形成了近代中国轰轰烈烈的实业教育运动。一般认为，实业教育是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早期形式，为以后职业教育法制的产生积累了原始的物质条件和实践基础。

维新派教育法制的尝试洋务派的实业学堂开办得轰轰烈烈，但是，由于其代表官僚阶级自身的局限性，不敢触及封建统治的根本，没有在制度层面和法制层面上有所建树，因此，未能将此举更深入、更彻底地进行下去。没有制度和法律上的地位，实业学堂实在是生长在封建教育制度下的异类，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必然要触及教育制度本身，因此，改革制度和法制也就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结果。甲午战争后，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代表人物康有为与梁启超等顺应当时教育发展的要求，力图效法西方建立近代中国学制。康有为利用接近皇帝的优势，在1898年六、七月间上《请开学校折》，向光绪皇帝建议“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以西方资产阶级学校制度为榜样，“遍令省府县乡兴学”。康有为在文中提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学制设想，认为在中学阶段应“专门学则设置“农、商、矿、林、机器、工程、驾驶，凡人间事一艺者，皆有学”，这实际上是在中学阶段开设中等职业教育。梁启超也一向注重对教育制度的设计。1898年7月3日，在代总理衙门起草的《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中，明确提出学校应有级别递进。7月10日，皇上便谕令各校按其设想完善学校阶级。而且，维新人士也提出一些具体的操作方案。如，针对办学经费困难的情况，康有为建议将各省书院改为各类学堂，以书院、祠庙的公产作为学堂公费，还提出鼓励民间办学、多渠道发掘合格师资等。

1898年6月11日发起的“百日维新”运动中，光绪皇帝在维新派的建议下发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令，加上一些得以实施的措施，初步显现了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学校体系，其中，关于实业教育的规定是职业教育法制化的最初显现。由于是通过封建皇帝颁布的，而且是诏令的形式，所以便不具有现代法的形态。但是诏令的颁布还是显示了教育法制化的寓意，事实也证明，在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大变革后，现代法产生的条件成熟，这种寓意即会转变为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