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教育家雅斯贝尔斯说过：“当社会发生根本变革时，教育也要随之而变；而变革的尝试首先是对教育本质问题的追问。”职业教育是一个历史范畴，时代不同，所指亦不同。每个时代对职业教育本质的研究，都是基于一定的社会背景和理论背景之上的。从现有的文献来看，我国最早专门研究职业教育本质当属解放前姜琦所著《职业教育本质之研究》（载于《教育与职业》，136期）。解放后至文化大革命结束，职业教育本质研究进入了创新与实践阶段，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才随着学界对教育本质的审视开始进一步深入，进入新世纪，我国职业教育本质研究出现了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史上少有的“争鸣期”，为我们对职业教育的认识提供了更多的观点和方法论上的指导。依据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原则，笔者认为近代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本质研究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以下四个时期。

寻觅与探索：1840年—1949年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在中国生死存亡的关头，社会各个阶级、各种力量都在考虑中国何去何从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改革社会的主张，其中不乏通过改革旧教育以壮大国力的思潮。正是在此基础上，近代教育家和实践者们对职业教育进行了有效的探索，形成了该时期的职业教育本质观，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实用性”。教育原从实用而生，也以实用为目的。近代职业教育思潮发展史上，实用的基本含义是教育与社会生活生产密切联系，发展实业，造就农工商人才。当时这种本质观的产生原因，“一由于旧教育至空疏虚浮，二由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压迫，三由于新教育之不切实用”。正是这样，1906年清学部奉旨公布了清王朝的教育宗旨是“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五项。所谓尚实者何也？夫学之所以可贵者，惟其能见诸实用也。因此，“尚实”就是讲实用。以实用要求实业教育，就要注重实利，发展实业，造就农工商人才，足见局限于中体西用框架内的癸卯学制中实业教育的制度的精神实质就是“实”，这也构成了这一时期对职业教育本质的认识。对职业教育本质的“实用性”进行提倡的还有近代教育家蔡元培先生。蔡元培主张学堂讲有用之学，反对学习无益于己无益于国之科举制艺，他批评甲午之后国内书院、义塾仍然“专课举业，无裨实用”， 主张改弦易辙，抛开读书做官的旧框框，“而急致力于有用之学矣”。近代教育家庄俞同样认为中国教育必须采用实用主义，才能补救其时之严重弊病，“凡有利于世界者皆谓之实利，故利己利人，实利主义也；利国利民，实利主义者”，“所用非所学，于国家鲜有实利”。他要求教育贯彻实用精神，办学以“合于实用为目的”，使学校成为实用学校，学生成为实用学生。廉方认为：“人之为学，当务实用，而教育之本旨即为造就实用之人而设。”其后，各种刊物无不连篇累牍发表有关文字，许多学校也纷纷试行实用主义教授法，其盛况正如舒新城在《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中所概括的，实用主义教育“于民国二三年之间，蔚为一种思潮，流行全国”。

“生利性”。所谓生利性，主要是指职业教育以培养社会生产的应用性人才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为主要目的。1905年，《四川学报》发表《论兴实业教育之法》，痛陈中国国贫民穷之惨状，主张必须靠兴办实业兴利，以为“一国之内必人人可以生利，成为可工、可农、可商之才，然后可以富民富国”。陈独秀同样认为，中国的社会制度，人心思想，都来自周汉两代，周礼崇尚虚文，汉则尊儒重道，这都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他提倡实用、有利，认为凡无利于个人或社会生活的都是虚文，凡不切于实用的物，即使是金玉圭璋也不如粪土，实质就是批判封建教育科举之害，倡导实业和实业教育。实业教育之可以直接生利，也是近代教育家张謇从实业教育的实践中得出的结论，他认为，实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一个很大不同是，“普通教育则间接生利而直接分利，惟实业教育则直接即可生利”。陶行知认为“职业以生利为作用，故职业教育应以生利为主义”。所谓生利就是创造物质财富或增加社会价值，故凡生利之人都是职业界中人，凡养成生利人物之教育，皆是职业教育。揭示出职业教育生利的功能就是抓住了职业教育区别于其它类型教育的本质，以能否生利作为区别职业非职业，职业教育与非职业教育的唯一标准，成为近代我国职业教育界对职业教育功能认识的一个高峰，为以后职业教育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产生了广泛影响。

“社会性”。这一时期所谓的“社会性”就是使职业教育办成普及性教育，是社会每一个百姓都能够受到职业教育，学到谋生技能。我国近代职业教育先驱黄炎培先生说过：“如果办职业教育而不知着眼在大多数平民身上，职业教育无有是处。”随后，黄炎培在1930年发表于《教育与职业》杂志上的《职业教育机关唯一的生命是什么？》一文明确指出，职业学校“从其本质来说，就是社会性；其作用来说，就是社会化。”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以及职业教育家们对职业教育的进一步认识，“社会性”作为职业教育的本质得到了更多的人的认可，这也成了后来职业教育本质的社会性观点的发端。

“生产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国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杨贤江于1930年以李浩吾的化名出版了《新教育大纲》，这是我国第一本试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论述教育的著作，书中论述了教育的本质和作用，为今后的职业教育本质研究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基于马克思主义对教育的“生产力”本质的认识，姜琦在1932年《教育与职业》杂志发表的《职业教育本质之研究》一文中，明确提出“教育或职业教育就是生产力或社会生产力”的观点。随后，熊子荣在1935年《教育与职业》发表的《我国需要何种职业教育》一文，更是将学校职业教育与传统的学徒制相比较，重申了职业教育“生产性”的本质，提出：“学校式之职业教育，着重一民族一国家之生产力，与学徒制度，谋个人生计解决者有别???”

回顾这一时期对职业教育本质的探索，我们不难发现：一方面，这些观点背后都刻有深深的时代烙印，具体说是随着近代我国兴起的三次职业教育思潮的思想脉络，充分体现了当时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识和发展历程。无论是教育家还是实践家对职业教育的认识，都为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引领方向，促进了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发展，为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和人才培养提供了支持。另一方面，在此期间虽形成了对职业教育本质的不同认识，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对职业教育的本质的认识和说明还缺乏科学性。许多观点还仅仅停留在实践基础上的感官层面，零零散散存在于一些教育家、思想家的著作和文章中，未能形成系统化的研究成果。因而这个时期对职业教育本质的研究，只能说是寻觅与探索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