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是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而在中国产生和发展的。当时中国的精英们为了摆脱民族危难，求强求富，从西方引进机器工业的同时，也引入了西方的职业教育（当时称实业教育）理念。职业教育在中国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已成为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进程中，职业教育目标的侧重点不断改变，走过了一个从“求强”、“求富”的社会本位目标到注重“个人生计”、“个性发展”的个人目标，之后又不断循环往复的变迁过程。这个过程既反映了时代对职业教育的要求，也反映了人们对职业教育的认知水平。

一、我国职业教育教育目标的变迁

对教育目标的考察可以从三个角度进行：一是教育章程和法令中的正式表述；二是教育思潮中教育专家和权威人士的主流思想；三是办学实践。教育章程和法规中关于教育目标的正式表述最具权威性，特别是当国家对教育的控制力愈强其表现愈明显，它代表了政府的办学主张，往往是对教育目标的思考和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教育章程中教育目标的表述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滞后性，往往在教育实践中教育宗旨和目标已发生转移，而正式表述中却反映不出来。教育思潮是一种流行性的教育思想，个别人的教育思想能发展成为影响广泛而深远的教育思潮，必是倡导者深孚众望，追随者众多，才能形成一时之潮流。教育思潮中关于教育目标的理念必然会反映在办学实践中。从办学实践中窥察教育目标应该说是可信程度最高的，也符合实践检验原则。但从纷繁的办学实践中归纳总结出一定时期的教育宗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难免会以偏概全。因此只有把三个角度结合起来，相互补充，才能比较准确地把握教育目标。

中国的职业教育产生于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破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清政府在力图抗拒外来因素以维持其封闭世界的努力一次次遭受重创后，不得不学着与西方打交道，先后创办了北京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等培养翻译人才的西文学校，以适应外交及引进西艺的需要，其中设于1862年的北京同文馆可谓中国文科职业教育之始。同西方列强军事冲突中的一次次惨败使统治阶层中的部分先进人物认识到中国“器物”上不如入，西方的“奇技淫巧”确有可取之处，开始了对西方工业的引进。先后创办安庆军械所、江南船政局、福州船政局等军事工业。同时为适应军事工业的需求，开设了中国最早的学习西方科技的学校，如创办于1866年的福建船政学堂，是中国工艺技术职业教育的首创。其他著名的学校还有天津电报学堂、南京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等等。这一时期所开办的新式学堂多与外交、军事相关，反映出这一阶段中国职业教育的主要特点是为“求强”而培养西学人才，无论是西文学校，还是军事技术学堂，均是为培养军事上能与列强抗衡，外交上能争取国权的专业人才。

随着殖民统治者对中国的侵略日甚一日，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当时的一些先进人物认识到，要反抗侵略不仅要“练兵将、制船炮”，增强军事实力，还必须大力发展国内农工商业以增强经济实力，“习兵战不如习商战，商战之本在学战”成为当时包括洋务派和维新派在内的各种政治力量的共识。洋务派代表张之洞提出“窃维富国之道不外农工商之事”，而“国事之强由于人”（张之洞《设立农务工艺学堂暨劝工劝商会折》）的主张。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在他的《物质救国论》一书中指出：中国的问题在于“病弱”，“而就急的方药非有他也，在不讲物质之学也”。明确提出广设实业学堂以兴农工商各业，富国裕民实现实业救国、实业教育救国的愿望。在对实业教育的这种认识下，借鉴国外的教育制度，一批农工商实业学校纷纷建立起来，如杭州蚕学馆、端平化学学堂、广东商务学堂等。从这一时期实业教育的办学思想和实践可以看出，人们对实业教育的社会功能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已从单纯地为抗拒外来因素而“求强”发展为更具根本性的为“求富”培养实学人才。

1904年，癸卯学制的颁行是实业教育制度在中国建立的标志，是前一阶段西学东渐思潮在教育领域内的反映，它表明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程度已从器物层面向制度层面演进。《学务纲要》在其全国学堂总要中阐明“以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这是中国新教育史第一次对各级各类教育提出的教育目标。《奏定实业学堂通则》中则指出“实业学堂所以振兴农工商各项事业，为富国裕民之本计”，这是对这一段时间教育思潮和教育实践的总结。办实业教育以培养实业人才，为富国裕民之本计的教育目标通过学则的形式明确下来。当然实业教育中提出“富国裕民”的口号，其“裕民”并非指希望老百姓都富裕起来，这里“民”实际上指相对于官的士绅，是新兴的民族实业。实业教育是振兴民族实业的工具，是“裕”士绅的工具，而并非为接受实业教育的人谋前途。这一点与后来职业教育思潮中为“个人谋生计”以及“平民教育”的理念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