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及蔡元培的教育思想，人们一般都较注重其大学教育思想，对其有关职业教育思想的论述不多。作为首任民国政府的教育总长，蔡元培对大学教育确实倾注了巨大的心血，并有多方面的精深论述面世。但正如职业教育作为近代新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可忽略一样，作为首任民国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也不可能不对事关国计民生的职业教育的发展有较多的考虑．其有关职业教育的论述作为其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有其分析研究的必要。

蔡元培有关职业教育的言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重视职业教育的作用；二、论述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关系；三、提出了发展职业教育的具体思路。其有关职业教育的论述．直到现在仍有其强烈的现实性和针对性，值得我们借鉴和深思。

一、重视职业教育在解决人民生计问题、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3月，蔡元培被任命为民国政府教育总长。上任伊始，他就发表了著名的《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主张民国教育应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五育”并举为方针，并对上述“五育”的内涵作了详尽的说明．从而在全国引发了一场关于教育价值取向问题的热烈讨论。同年7月，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在北京举行，讨论通过了民国教育宗旨，除世界观教育未被采纳外，蔡元培提出的其余四项主张均在颁布的民国教育宗旨中得到体现。

实利主义教育思想最初产生于美国，后来盛行于欧洲，清末才传人中国。蔡元培在明确提出实利主义教育急需之理由时说：“今之世界，所恃以竞争者，不仅在武力，而犹在财力。于是有第二之隶属政治者，曰实利主义之教育，以人民生计为普通教育之中坚。其主张最力者，至以普通学术悉寓于树艺，烹饪，裁缝及金，木，土工之中。”“我国地宝不发，实业界之组织尚幼稚，人民失业者至多，而国甚贫。实利主义之教育，固亦当务之急者也。”针对我国传统教育脱离社会生活实际，轻视生产劳动，忽视教给学生以谋生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这一严重弊端，蔡元培大力提倡实利主义教育，重视授予学生实际生活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加强自然科学和实用生产技能的培养．使学生掌握一技之长，毕业后能找到合适的工作，避免“毕业即失业”现象，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以达国富民强之目的。其实利主义教育的基本内涵，涉及了职业教育的本质特征。所以舒新城说：“民国元年，蔡元培发表新教育意见，其论实利主义一段，亦具职业教育性质。”

1904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取士制度。但封建传统的教育思想仍然占据着社会的主流，读书做官论在短时间内无法消除。民国初年，知识青年群以投身政界为荣，时法政学校遍于都市。据黄炎培的调查，当时仅江苏江宁、苏州、上海、镇江、清江五地，攻读法政学校的学生就达4742人；而同期江苏省实业学校仅新增5所，实招学生359人，仅为法政学校学生数的7％。针对这种风气，蔡元培多次撰文，发表演说，抨击以投身政界为荣的社会风气。他认为，共和国民以自治为天职．故多致力于实业，而厌薄官僚。民国政府成立一年多，并未改变封建王朝读书做官的流弊，“全国中稍有知识者，乃群以政界为荣，法政学校遍于都市，大率以速成为的。”

对此现象，蔡元培“叹息痛恨于此”。池呼吁人们要转变观念，破除陋习。他在考察浙江余姚汝湖乙种农学校时，欣然为之写记，说，余姚汝湖农学校“是诚吾所望于全国同胞者矣。”他认为，“乙种农学校，虽未足以光大学理，而应用学理以改良实业，则得以是为初桄。以视彼设立法政速成科者，度量之相越，岂不远与?”他认为，世界优强之国，“国民相率趋实业而避官僚。今欲挽救吾国之弊，亦惟趋重实业而避官僚而已。”而要人们趋重实业而避官僚．唯有发展职业教育，培养实业界所需人才。他说：“英国以工商立国，而工商以学为根据。”“英国工商业发达，正由工商教育而来。”他认为职业教育有两个主要功能，“一方为人计，曰以供青年谋生之急也；一方又为事计，曰以供社会分业之所需也。”

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是“生计维艰”问题，也即失业问题。而解决失业问题的最有效途径，就是发展职业教育。他说：“我国大多数的人，都是想求职业的，或者是已经取得了职业．而没有本领去做。另一方面，是有事而找不到适当的人去做。”那么，如何消除这种“有人无事做，有事无人做”，“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的结构性失业现象呢?“这便需要职业教育，去教给他们本领。”1931年3月，作为中华职业教育社专家会议主席，蔡元培联合42人发表《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宣言》中说：“我国新式工业．方具萌芽。…… 工厂职工，年轻气盛，思想既易转移．迨年事较长，积习稍深，又复多暮气，工作效能减退，即生产数量，无望增加。正其思想，改其环境，凡所以杜绝乱源。裨益产业，实为目前当务之急。”如何解决上述问题，蔡元培等人认为．“惟职业教育是赖”。在这里，蔡元培将发展职业教育作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最重要途径．由此可见蔡元培对职业教育的重视。

由于教育资源的贫乏．中国的职业教育除了在发展实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以外，还承担着分流毕业生，为高一级学校减轻升学压力的重要任务。民国初创时期．教育出现了蔡元培称之为“恐慌”和“危机”的局面。他说：“恐慌维何?在高小学生毕业后．不能悉人中学。…… 有志人中学之人，数亦不鲜。奈何中学招生，限于定额，不能悉数容纳．其招考额与投考人数，如十与二之比例。于是有志上进而不克获选者，势必一而再、再而三而往投考，使青年有为之士，光阴坐废，志愿消磨。”“我国所有之高等学校，决不能尽容一切之中学毕业生；所有之中等学校，又不能尽容一切之小学毕业生。凡毕业生之不能入较高学校者，既屡投考而无效，势不得不别觅职业以自赡。然校中所习．并无专门技术，又自负其学业之资格，不再肯从事于劳工，竞人政治界，其次则人商业，此两者决不能容多人。其得者既以无娱之地位自荒，而不得者遂以闲散，甚且因闲散而堕落。于是学生之信用失，学校之信用亦渐失。为父兄者将不免视学校为畏途矣!”“许多学校毕业生，到处奔走谋事；而许多创办之社会事业，又在在需人。如此学不济用，所学又非所用，此实中国教育前途之一大危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