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而时习之”、“学而优则仕”两句话中，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孔子在其中蕴含了怎样的深意？对这两句话的理解牵涉到这样一个问题——

孔子有无职业教育思想

孔子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但迄今很少有人提及他有职业教育思想。孔子到底有无职业教育思想？我们先看下面的两段话。

《论语·学而》篇：“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

《论语·子张》篇：“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孔子以上两段话，实际上反映了孔子的职业教育思想。

“学而时习之”的“习”，在上古汉语里，包括《论语》中，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复习、预习”，而是“练习、实习、演练”。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实习实训，是动手操作的做、干，而非书本理论上的读、思。这里“习”正好与“学”相对、相别，又相关、相连。“学”是动口动脑的，是理解的、抽象的；“习”是动手的，是实践的、形象的。《说文解字》指出，“习”字本义是“数飞也”，即雏鸟拍打着翅膀练习飞翔。在古代引申出的常义就是演练、操习某种技能、技巧，先秦文献用例俯拾皆是。孔子所处春秋战国之际，我国古代职业教育形式中产生了家庭型的职业技能传授，即家业父传。《管子·小匡》篇中记载了这种形式，云：“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这段话就反映出家业父传型教育中观摩、传授、练习、实作直到精熟的状况。

而《论语·子张》篇中的两句话，一般人只知“学而优则仕”——书读好了就可以当官——这也是直至今天我们还在批判孔子“读书做官论”思想的靶子，但多数人不知道还有前句“仕而优则学”。事实上对孔子这句话，从古至今都存在误解。

古汉语中，“优”没有现代汉语“优秀”、“好”一类含义，人们犯了以今律古，望文生义的错误。“优”在古汉语中是“余”、“饶”之意，即有余力或有闲暇，《论语》中用例皆如此。例如《宪问》篇：“子曰：‘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即孟公绰做赵氏、魏氏的家臣能力有余，但其能力不可以当滕、薛这样小国的大夫。“学而优”、“仕而优”之“优”也是有余之意。同时，“仕”在古代意为“做官”，但还有“做事”、“工作”之意。只有弄清了这些基本词意，孔子这两句话才可解，否则按“书读好了就可以当官”的逻辑去理解“仕而优则学”，岂不成了“官当好了就可以学习”？这于情理不通。

因此，正确解读孔子这两句话就是，读书了，如有余力，还应工作实践（当官，做事）；工作了，如有余力，还应读书学习。早在宋代，哲学家、注释家朱熹为孔子这句话作注解时就指出：“优，有余力也。学而仕，则所以验其学者益广”（见《四书集注》）。孔子明确提出了读书与工作、理论与实践、“学”与“习”的紧密关系和作用。

我们是否在牵强附会呢？如果我们大致了解孔子时代及其之前学校教育学习的内容，就不难理解了。

我国先秦时期学校教育学习的内容是“六艺”。所谓“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六种科目或六门课程。而这六种科目的大致内容是什么呢？“射”、“御”，亦即射箭、驾车技艺，是典型的职业技术教育内容。“礼”、“乐”、“书”、“数”，也并非纯书本知识。“礼”是礼仪，“乐”是音乐。但古之礼仪、音乐的重要性和繁难度殊非今人可理解，也殊非知其概念即可施行。所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礼记》），“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论语》）。由此可见古人把礼乐作为人们道德、行为规范，教化之根本的重要。兹举一例以证，汉高祖刘邦登基之初，朝中无礼法，上下尊卑无序，高祖忧虑而无奈。博士叔孙通深谙礼乐在治国中的重要作用，即奏言制礼乐治之，高祖答曰：“可试为之，令易之，度吾所能行为之。”意即原则同意，但不能太繁琐，得让我做得到。叔孙通为此专门赴礼仪之乡——曲阜征召儒士三十余人，又在朝廷中选拔若干懂古礼的大臣，共一百余人，演练了一月有余才成功（见《汉书·叔孙通传》）。“书”、“数”，一般人认为“书”即识字，“数”即计算。而事实上，“书”还包括了“铸鼎象物”一类自然博物教育和甲骨刻文的技术教育内容。“数”的内容还包含了天文、历谱、五行、占卜等若干内容，其中多有技巧技术。

一言以蔽之，“六艺”中的职业教育内容贯穿于整个学校教育之中。

如果把孔子这种职业教育思想放在整个中国职业教育思想史中来看，可以说明孔子这种思想与我国原始社会的职业教育一脉相承。原始社会以农业、畜牧业、手工业为主的活动必然是职业教育的结果，古籍中多有记载。

再从我国古代职业教育的主要形式来看，孔子这种职业教育思想也与之十分吻合。中国古代职业教育的主要形式是艺徒制，即学徒在师傅的带领下，一方面劳动，一方面接受操作技术的教育。这种形式是以技术、技巧为中心的，即以能力为本位的教育，学徒在学习中虽然要理解师傅讲授技艺的理论要点，但更需要在实践中操作练习以至精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