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毕生为中国的教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他博大精深的教育理论中，职业教育思想尤为突出。他是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事业早期主要的倡导者。他曾与黄炎培先生共创过中华职业教育社，并曾作该社《教育与职业》的特约撰稿人，发表了《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教育研究法》等职业教育论文；倡导在南京高师附设“速记打字讲习班”，以应社会之需，亲自编辑平民职业小丛书；在《教育者的机会与责任》等演讲中，指出“好教育应当给学生一种技能，使他可以贡献社会。”“教育的成绩，就是技能；教育就是技能教育”；在南京、上海、香港、重庆，陶行知先生先后创办了晓庄师范、晓庄茶园和木做店、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中华业余学校、重庆社会大学等，力行职业教育。

陶行知先生的职业教育思想从启蒙到发展、从提倡到亲为、从实践到理论，走过了从“行”到“知”的艰难探索历程，形成了科学的职业教育思想：“行是知之始”是其职业教育思想的认识论基础；“生利为主义”是其职业教育思想的核心；“教学做合一”是其职业教育思想的方法论。

行 是 知 之 始

职业教育合理性问题，反映在认识论中就是知与行的关系问题。陶行知先生一改理学家王阳明“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观点，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论断，并易名行知。在人们的认知过程中，到底是理论在先还是实践在先？人们的求知方式有三，即亲知、闻知、说知。陶行知先生指出，现在的问题是“学校里所注重的知识，只是闻知，几乎以闻知概括一切知识，亲知是几乎被挥于门外。说知也被忽略，最多也不过是些从闻知里推想出来的罢了”。

陶行知认为，我们必须“承认亲知为一切知识的根本，闻知与说知必须安根于亲知里面方能发生效力”。陶行知先生为职业教育的合理性、必要性寻求到了理论支撑。既然“行是知之始”，为什么长期以来不重视实践呢？陶行知先生认为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独裁统治，造成我国传统文化中对劳动者和劳动实践的极度轻视，造成我国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的消极沉淀。严重影响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劳心的专门在心上做功夫；劳力的专门在苦力上讨生活。劳力的人只管闷起头来干；劳心的人只管闭起眼睛来想。”劳力与劳心分家，社会就难以发展，人类就无法进步。

基于此，陶行知先生提出“在劳力上劳心”，把劳心与劳力辨证地联系起来。“在劳力上劳心”就是要“用心以制力”，“用心思去指挥力量”，“能以人力胜天工”。就是要“运用心思指挥力量以求物之变化”。陶行知先生把这一理论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认为它“是一切发明之母”，“可得事物之真理”。职业教育就是要坚持实践第一，“在劳力上劳心”，不仅要学好技能，而且要用科学理论来指导，使之上升到高一级层次。

生 利 为 主 义

从认识论上解决了职业教育之合理性与重要性后，陶行知先生进而探求职业教育之目的、之宗旨、之主义。指出，生活“范围之广，实与教育等。有关于职业之生活，即有关职业之教育。”职业教育是“生活所需之教育，职业劳动是生活的基础。任何人都必须接受职业教育以为职业之准备，任何轻视或鄙薄职业教育的观点都是轻率和错误的。”在《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一文中，陶行知先生强调“职业以生利为作用，故职业教育应以生利为主义。”

什么叫做“生利主义”？也就是“生有利之物”与“生有利之事”。就是生产出有利于社会与人群的物质财富，培养出服务于社会与人群的技术本领。“凡养成生利人物之教育，皆得谓之职业教育。”这是整个职业教育的宗旨与关键。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陶行知先生认为必须具备：

一是合格的师资队伍。首先必须具备“生利之经验”，也就是从事职业的实际本领。以书生教书生，是不能称为职业教育的。第二必须具备“生利之常识”，也就是必须具备职业教育的专业知识。第三必须实施“生利之教学法”，关键是要理论联系实际，“奏事半功倍之效”。

二是必要的教学设备。“无农器不可以教农，无工器不可以教工。医家之教必赖刀圭，画家之教必赖丹青。”职业教育教学设备来源有二，一曰自备、一曰利用职业界固有设备。

三是科学的课程设置。坚持“按事施教”，课程安排应以培养学生的“生利”能力为标准。执行自易至难、从简入繁原则，学成一事，再学一事。并将理论与实践“联络无间”地结合起来。

四是最适的择业标准。学生择业十分重要。“吾国实业教育之所以鲜成效，固由于师资设备课程之不宜于生利，然其学生择业之法之不当，亦其一因也。”陶行知先生认为，择业的标准，“不在适与不适，而在最适与非最适”，所谓“最适”标准有二，曰才能、曰兴味。应选择最能发挥自己才能，同时也是自己最喜欢的职业为职业。“故能选最适之业而学之，生大利不难，岂仅生利哉！”

教 学 做 合 一

以生利为主义之职业教育，如何在实际教育中取得实效，陶行知先生总结出了“教学做合一”教学法，从方法论上丰富了职业教育思想。何为“教学做合一”？“教学做合一是：教的法子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根据做的法子。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在陶行知先生看来，教学做是一件事的三个方面，而不是三件事，因为它们是糅合在一起的，难以绝然分开。“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这一教学法的哲学基础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突出了实践对于认识的意义。

陶行知先生特别强调，职业教育要手脑并用，手脑联盟，培养学生的创造创新能力，要“开辟出一个新天地来”。他认为“中国教育之通病是教用脑的人不用手，教用手的人不用脑，所以一无所能”。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以为教育便是读书、写字，除了读书、写字之外，便不是教育”。而我国的劳动人民又是单纯地付出劳力，为生活而奔波，“知识与技能都不能充分发达”。因此他提出“中国教育革命的对策是使手脑联盟”，“人生两件宝，双手与大脑。”如果手脑并用，结成联盟，那么“手与脑的力量都可以大到不可思议”。他号召我们去学爱迪生“动手去做，用脑去想”。手脑联盟，手与脑并不处于并列地位，“我们的耳、目、口、舌，四肢百体，统统是脑筋发号施令的器官。”“在头脑指挥之下，把双手从长袖里伸出来，左手拿着科学，右手开着机器生产、建设、创造，必定能开辟出一个新天地来。”

中国现代教育之父陶行知先生的职业教育思想是“全”的、“新”的、“活”的。有其科学的体系，全新的理念和旺盛的生命力。学陶师陶，加快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发展是永恒的主题，作为行知故里的国家重点中职安徽省行知中学，我们将在行知职业教育思想旗帜下继续奋力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