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关于高职教育是否加强科研的问题出现了不大不小的讨论。稍微观察讨论者的言论就会发现，赞同者与反对者虽各执一词，但他们表达的意思不乏相通之处，只不过是为了强调某方面观点而自说自话、不及其他。其实，讨论的本身已经给出了答案：连如此基本的问题都需要通过讨论才能认定，高职教育不加强科研，能行吗?

研读对高职教育搞科研持冷静态度的专家观点，更多是担心倡导科研会影响高职教育的健康发展，这属于一种善意的担忧。但在论说中，专家恐怕自己也会错了意，以偏概了全，有对问题误读且将误读强加于人之嫌。

其一，技术发明、革新和改造不属于科研?科研有其“科学”的概念，不是可以随意“认为”的。科研即科学研究，是揭示事物本质及其规律性的活动。根据科学与实践的联系程度可将科研分为理论科学研究、技术科学研究和应用科学研究。可见，科学研究本身就是个涵义宽泛的概念，基础理论研究是科研，技术研发和教学研究也是科研，这是科研应有之义，不需要“广义”理解之后才能将技术研发和教学研究等“归为”科研。一方面呼吁高职教育应该加强教研，应该以技术发明、革新和改造作为“办学的主要目标和育人的主要模式”，另一方面却告诫高职教育远离科研，言下之意仿佛只有高深的理论探究才算得上科研，如此理解科研并进而评判高职教育的科研，何其偏颇且矛盾。

其二，科研是“阳春白雪”?专家的敬告中透露出高职教育有借科研“提升学校品牌”的嫌疑，这种严正的批评恰恰反映出，专家将科研界定为“高高在上”的“大雅之堂”。其实，科研既有“阳春白雪”，又有“下里巴人”，不独研究型大学需要科研，专门的研究机构需要科研，高职教育同样需要，厂矿企业同样需要，就是中小学教育、婴幼儿教育(甚或胎儿教育)又何尝不需要?无非研究的定位、侧重点、具体内容、开展方式和成果体现等有差别而已。科研的真正目的在于解决实际问题，可不是为了提高“档次”，光鲜“面子”。如同穿着裹体，允许研究型大学光明正大地西装革履，起码也得允许高职教育体体面面地穿衣戴帽吧。

其三，高职无需进行基础性研究?有专家指出，“职业教育的本质就是技能教育”，“高职院校的存在，其重要(甚至可以说)唯一功能是培养人才”，所以，高职应该着力于技术发明创造，聚焦于教育教学改革。话在理。问题在于：通篇虽未着一字，却强烈透露出高职教育不需要基础理论研究的意味，实是矫“枉”过正了。中国高职教育仍有多少基本命题等待破解?比如高职教育的层次与类型问题，高职与中职的区别问题，高职教育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高职大学生的能力迁移问题，高职教育与工程教育甚至与专业硕士教育的关系问题，等等。深入探究这些基本问题，高职教育的体貌特征会更加清晰，对高职教育的运行操作会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不是相反。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中国大刀阔斧的示范院校建设工程，正是在相关基础理论指导下不断进行应用层面的改革探索并迅速取得成效的过程。

关于高职教育是否要加强科研的讨论，让人想起了社会主义是否需要市场经济的争论，问题相差很大，道理极为相似。当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步履蹒跚到日渐稳健，或许可以从中体会到该如何正确对待高职科研。受各位专家学者的启发，笔者对高职教育科研问题的基本认识简述如下：

第一，高职教育应该加强科研。诚然，现实中多类单位确实存在大量低效甚至无效科研的现象，但这种现象提醒的是应该如何“科学、规范、有效”地开展科研并解决相关问题，而不是说明不需要科研。虽然，我们担心科研成为形式，不能取得实际效益却挤占了宝贵的资源。但是，不能因为原本存在的科研之“噎”废了新兴的高职教育科研之“食”。

第二，高职搞科研要突出解决实践问题，高职教育加强科研的根本原因，不是一系列理论上的推演，而是出于培养社会紧缺的技能应用型人才的需要，仅此一点，已经足矣。

第三，高职教育加强科研，与加强技能型人才的培养是并行不悖、相互促进的关系。我们不能把高职科研和技能人才培养硬生生剥离开来，十年高职教育，三年示范建设，就是一个实践探索与理论研究并肩前行的过程，今后也必将如此。至于高职科研尚没有从容满足人才培养的需求，恰恰反映高职科研积极自觉的地位尚未确立，同时也有人才培养自身存在不足的问题，而不能说明两者不相容甚至抵触。

第四，对于高职科研问题应长远看待。如前所述，即便在中国高职教育的初级阶段，工作重点在于短时间内突出“类型”特色的时候，高职科研也没有脱离过教育教学的实践，而是水乳交融地融入实践当中。只不过，高职没有将科研作为一个概念单独旗帜鲜明地亮出来。但可以预见，随着高职教育步入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阶段，随着高职教育成果的逐步积累，随着高职教育对中国教育以至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日益增大，高职科研肯定会显现(或回归)其应有的地位。这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高职教育所应承担的对社会的、对历史的、对人类文化发展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