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生“顶岗实习”制度，旨在实现企业、院校和学生三方共赢。但在深圳等地，现实操作却陷入尴尬，企业普遍不愿意接受高职生顶岗实习，学校推荐工作开展十分困难，一些学生只能依靠家长找关系、走后门获得实习机会。深圳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提案，呼吁为高职生顶岗实习立法，建议政府应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遴选一批提供顶岗实习工作岗位的企业并给予多方面政策扶持。（《中国青年报》1月31日）

理论上，顶岗实习制度设计，可以让包括企业在内的各方获得极大收益。企业没有动力去接受这样的“收益”，只能说明，收益并不确定（难以掌控）、且远小于成本。深圳市政协委员呼吁为顶岗实习立法、通过政府扶持企业来增强后者的积极性，正是看到了这方面问题。

但就新闻所披露的提案内容来看，仅仅强调政府过问高职生实习、以公共资源贴补接纳实习学生的企业，并不可能将三方纠结转化为共赢。该提案建言的思路，即政府主导高职生实习，实际上已经是国内许多地方正在推行的政策导向，效果却并不如人意。有些企业宁可向政府交钱，也拒不配合接收学生实习；有些企业为了收获“廉价劳动力”、兼而领取政府补贴，与院校合作，将顶岗实习高职生直接安排在一线工作，按照一线员工的考核标准进行管理，却只发微薄的薪水（另向院校支付“组织费”），涉嫌校企合谋压榨学生；还有的企业被迫完成地方政府下拨的接收指标，将其视为维护政府和社区关系的成本，给实习学生安排无关紧要的闲职。

企业接收实习生，与招聘新员工，都存在培训、磨合成本，但顶岗实习给企业造成的成本过高。对制造业企业而言，许多院校的课程、实验和实训体系滞后，实习学生进入生产等流程就意味着整体效率的下降，等到彼此磨合适应，实习学生又将返校上课，由此给企业运营带来的成本很高且无从估量，政府也不可能帮补到位。而贸易型、非贸服务业企业的人才需求，与职业院校培育质量间的差距更为明显。

当然，上段所谈到的问题，并非职校独有，许多高校教育培养的“人才”除了写论文，也不擅长实操。面对同样隔膜于企业流程的职校生、大学生，企业反而会选择薪酬和个人期望值相对较低的前者——换句话说，许多职校纸面上的就业率高，并非办学扎实、品牌可靠，而是企业无奈选择的结果。

职业教育发展水平，技师、技术工人规模和质量，关系着区域内制造业、贸易型服务业、非贸服务业的竞争力，可以由政府发挥积极作用（指的是建立健全办学机制、落实监管）。但政府不能越位，不能好心办坏事，不宜违背教育规律和市场规则发挥所谓主导性的干预作用。

在笔者看来，要解决高职生顶岗实习难的问题，落脚点仍应在职业院校及其课程、学生社会实践体系。职业院校与其反反复复呼吁政府干预、逐次累加对政府资源的期望值，迷恋“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倒不如沉下心来、放下姿态，认真分析各专业对应的行业、产业、企业，要找准各行业产业的现行标准和发展方向并确定职业教育、高职生在其中的位置，建构动态更新、贴近实际的课程和社会实践体系。此外，院校在推荐学生实习时，要站在方便企业的角度，主动对接各企业的流程、岗位设置等特点，细化推荐方案，将学生学科知识、操作技能融入顶岗实习各具体岗位的设置，并与企业建立从实习到正式录用的良性、信任型合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