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打工子弟可以以“借考”的方式在京参加中考，以“借读”的身份升入中职（3月1日《新京报》）。

教育部要求中职学校对农民工子女开放，其实质就是对农民工子女平等受教育权的一种承认和保证。这种改变对于很多农民工子女来说，无疑是一种幸运，他们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去选择；而对于中国教育来说当然也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因为教育公平早已为了社会共识。

但是，也不能忽略的是，此次中职招生的开放还是出于一种实用的思维：“按北京初中毕业生数量测算，本地毕业生不能满足所有普高和中职的接纳量，想做到中职生与普高生大体相当，困难更大。”

有人会说，实用思维不好吗？这个实用思维至少形成了双赢：一方面，中职的生源问题迎刃而解；另一方面，因为机会的增加，农民工的子女可以因此在城市中更顺利地找到自己的位置。

这样的判断在具体个案上当然成立，但是我希望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让农民工子女进城读书成为一种制度上的权利，避免一旦出现“中职招生不困难了”的情况，使农民工子女享受的这个待遇明里暗里打折扣。

而且，如果仅有实用思维，在资源紧张时会把农民工群体看成是一个资源的分享者，还限制了农民工子女进入大城市的更多学校的机会。其实，这个问题根本的关键在于教育权利的平等化，我们不能光用实用主义思维去审视它，在面对农民工群体时，应该能逐步用权利思维代替实用思维，主动地给予农民工机会，完整地保护农民工权益，逐渐地实现权利的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