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要探索的东西很多，成熟的东西不多，甚至置群众的感受与企业的需求而不顾，自说自话。”安徽省教育厅副厅长江春近日在天津首次召开的全国职业教育科研工作会议分组讨论时，尖锐地批评了职教领域科研工作与实际的严重脱节。

江春说：“职教科研满足于写一些论文、出版一两本专著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

对于职业教育缺乏宏观政策、体制、机制方面的研究成果，难以服务、支撑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现象，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鲁昕在作大会工作报告时也给予了高度关注。

鲁昕说，“教育部曾委托某职教科研机构做一个课题，报告出来后根本‘不解渴’。我真想把40万元课题费追回来。”

职教科研人员曾像群“无娘的孩子”

目前，国内一些职教科研人员很迷茫，不知道研究什么，甚至说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上海教科院副院长、中国职教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马树超认为，这深刻反映了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职教科研实力与水平上的差距。

据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研究员姜大源介绍，德国联邦职业教育与培训研究所是依据德国联邦职业培训法案于1970年成立的，是集研究与政策制定为一体的联邦政府机构，600多名科研人员享受准公务员待遇，所长由德国总统任命。该职教所每年由德联邦政府提供4500万欧元的经费。

除联邦职教所外，德国还建有四大职教研究体系，分别是联邦劳动总署劳动就业需求供给研究机构，高等学校、工科学校设立的职业教育研究机构，16个联邦州设立的职教研究所，以及经济部门职业教育研究专员等，从宏观到微观各个层面开展职业教育与培训研究、发展职业教育培训，提供决策咨询服务。

此外，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韩国等发达国家都建立了完备、系统的职业教育研究体系。

然而，中国国内职教科研的情况是，搞职业教育科研的人群很零碎、很边缘化，曾像一群“无娘的孩子”，无人关爱，自生自灭；基于经验性的课题居多，学科理论研究、职业教育时政类课题几乎一片空白。

前不久，青海省抽样调查了该省五分之一职业院校的科研工作情况。在被调查的学校中，专门从事教学研究的只有8人，占教员人数的1.52%。从学历结构上看，硕士及以上人员只有4人。缺乏完备的教学科研体系，科研人员数量与质量不佳，投入有限，很少与校外合作开展教学科研等。

江春忧心忡忡地介绍，安徽省17个设区市，只有3个设区市建立了职业教育科研院所，与我国职业教育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极不匹配。一些职业教育界人士连职校“招生难”难在哪里，怎样增加职业教育吸引力，具体的专业设置、课程教材建设等问题都没有理清楚、弄明白，就跟着“起哄”推进职业教育校企一体，增加职教投入等。

总体来看，我国职教科研工作明显滞后于职业教育事业的发展，基础薄弱、力量分散、缺乏统筹、体制不顺等问题非常突出，与职业教育发展的规模和地位不相适应，与国家战略对职业教育的紧迫要求不相适应，没有充分发挥服务决策、理论创新和指导实践的作用。

职教科研者要深入实际与群众

提高职教科研的质量和水平已显得越来越迫切。但是，职教科研有其发展的局限。财政部财科所金融室副主任马洪范表示：职业教育宏观层面的研究不光是教育问题，也是跨界的公共问题，涉及国家核心竞争力、企业产品竞争力与个人生存发展能力。

据悉，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正在制定关于加强职业教育科研工作的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提出，将健全国家、省、市三级职教科研机构网络，鼓励有关学校建立职教科研机构，完善职教科研领导体制、规划制度、投入保障与管理制度等。

会上，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说，1917年黄炎培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时就十分强调职业教育的“科学化”，即“用科学来解决职业教育问题”。钟校长建议，职教科研在给钱给人后，要高度关注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和热点、难点问题，重视理论研究，规范政策性研究，提高决策服务的实效性；加强微观应用研究，指导学校管理实践；注重比较研究的针对性与本土化；注重实证研究，积极推介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成果。

本次会上，大会向社会公布了加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办学机制，系统培养技能人才制度、职业教育与产业深度融合等10个研究课题，鼓励各界破题。

“职教科研者要深入实际与群众，走进行业企业与职业教育办学和管理一线，用科学的态度、方法与作风，敢于怀疑批判，多出真知灼见与科研精品，同时潜心治学，甘于寂寞，坐得住‘冷板凳’，不浮躁，不急功近利，杜绝弄虚作假，抄袭剽窃等学术腐败现象。”鲁昕在会上与科研工作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