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余采访，中国青年报记者发现新余市教育局很忙，整天忙于接待和应酬，尤其是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科的工作人员，几乎每个人都有接待任务。新余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的试点和成绩引来了全省乃至全国不同地方、不同部门的考察团和采访团。

市长魏旋君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及，“现在最紧迫的任务是要承办好教育部牵头将在新余召开的3个重要会议，全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与职教人才基地建设大会、全国产业园与职教园区融合研讨会、全国现代学徒制现场推进会”。

然而市长的热情似乎并没有感染下属的工作人员。一位接受采访的教育界人士告诉记者，大家都很累很疲倦，也害怕各种各样的考察、经验交流，学院也不愿意接待考察团，因为实在没有多少经验可谈。记者在一所试点院校采访时，对方连一份“现代学徒制”的经验交流材料都拿不出来。

作为国家层面的“现代学徒制”试点，新余市显然在实施过程中感受到诸多困难，也注意到许多必须要做的基础工作还是空白。在今年7月23日，新余市人民政府给上级部门的《新余探索现代学徒制工作情况汇报》中，态度谦卑地提出，“新余是一个地域小、人口少的城市，智慧有限，能力不足，在探索现代学徒制中有很多问题一时找不到解决方案，建议教育部领导指导试点方案的制定、试点工作的开展等”。

而实际上，“现代学徒制”遭遇的困难，远大于汇报上的描述。至少，普遍遇到的“学校热，企业冷”的情况让“现代学徒制”试点院校纠结挠头，无能为力而积极性大减，以至于新余职业教育“两头在外”的现状改变缓慢。“现代学徒制”服务于区域经济产业升级的终极目标，显得飘渺而遥远。

被当成“现代学徒制”范本的德国职业教育，在1969年就颁布了《职业教育法》，从法律层面严格规定了职业教育是每个职工的终身教育，即培训、就业、再培训、再就业。而实施“双元制”（也称双轨制）是德国职业教育成功的关键，要求职业教育有两个施教主体，即企业和学校，学员一般每周在企业里接受3～4天的实践教育，在职业学校里接受1～2天的理论教育。

而现在越来越受关注的澳大利亚“新学徒制”，政府以市场为导向进行运营，采用商业化拨款方式，即根据学徒的人数、开设课程的数量与培训的质量，按照一定的标准拨款。

显而易见，无论是德国的法律保障以及就业资格准入，还是澳大利亚的政府拨款，都是国家层面规则的设立和政策的保障。对中国而言，这些都是空白。

宋京伟，江西太阳能科技职业学院院长，同时也是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委员、九三学社江西省委副主任委员。这位教育界公认的专家型院长，在同中国青年报记者交谈时，提及两点：一是政府必须建立就业资格准入制，凡是没获得就业资格的员工都必须送进职业院校学习培训才能上岗；其次，职业教育拨款统筹监管，集中使用，逐步实现职业教育免费。宋京伟认为，实现这两个关键点，“现代学徒制”之路就完全打通了。

新余市也多次呼吁，希望尽快启动国家层面的试点工作，成立教育部、江西省人民政府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尽快制定《现代学徒制工作条例》，明确现代学徒制中政府主导、学校主办、企业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明确办学资金来源、支出规定、生均经费，明确学业与就业的要求和保障。

“实施现代学徒制，国家层面的确亟须出台系列配套政策。但作为试点城市，不能坐等上面出政策。等到这些政策出台再去做，就不是试点，也不用试点了。地方政府完全可以先做起来，不能坐等。”宋京伟认为新余“现代学徒制”试点有很好的企业用工、职教基础，完全可以先做起来，为国家提供成功的经验和案例。

尽管，“新余试点”给记者的印象，纸上描述比实际情况更美好，但市长对推动“现代学徒制”试点的热情给记者留下深刻印象。有美好的愿景，有成事的信心，也有试点的基础，决定了“新余试点”并非海市蜃楼，尽管问题多、困难大，但扎实地往前推进，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矫饰、不虚伪、不夸大，哪怕失败了，也能给中国特色的“现代学徒制”提供宝贵的经验和案例。

“现代学徒制是教育部的一个重要试点，如果我们能把中国特色的现代学徒制做起来，我认为这不仅仅是职业教育的生命力，还解决了中国产业的核心竞争力问题。”鲁昕承诺：我们在战略性兴才这一块要帮新余架起一座立交桥，由教育部来协助。“我坚信，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国家级别的案例，国家级别，完全可以对话德国，进行国家级别的交流。”

看来，“现代学徒制”离中国并不遥远，只要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