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毕业后，我一直在这家出版社工作。

最初，我被分配在总编室做行政，每天的工作大多是琐事。一年下来，回头看看，自己都记不住究竟干了什么。我想，我要改变现状，要做核心业务，于是主动请调去编辑部。

我对总编辑说，我读了这么多年书，有良好的文字功底，但现在我能和文字做最亲密接触的机会不过是在写会议纪要的时候。我向他保证，我会努力成为一个合格的编辑，哪怕伏案工作有多枯燥，哪怕用一个标点符号或是一个错字扣一块钱的质量检查标准来要求我，我也愿意。

也许是我渴望的态度，也许是之前没有人想从清闲的行政岗位调到终日伏案的编辑岗位，总编说，他考虑考虑，一支烟后，他同意了。

我把所有的东西装在一个大纸盒里，搬到了楼上的编辑部。我一步一步踩在木质的楼梯上，仿佛和文字的距离渐渐缩短。

半年后，我开始独立做自己的选题。

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深吸一口气，其实很紧张却仍旧勇敢地抓起电话，和一个素不相识，但我感兴趣的作者沟通，并努力说服他们为我写稿。我迷恋那种想到一个选题就热血沸腾，实现一个选题就自信满满的感觉。当我签下我在学生时代最为欣赏的一位作家的书稿时，我竟然激动地流下了眼泪。我对自己说，这就是最适合我的工作。

不知不觉我做编辑已经三年，就在我踌躇满志，逐步实现职业目标时，我们社的人事有了很大变动。

上级主管部门任命一位新社长，以期提高经济效益。新社长姓孙，发行员出身，一直做到某大型图书城的总经理。他是卖书的行家，拿到一本书，看看封面和书名，再翻翻大致内容，就知道销路如何。

然而精通发行，并不意味着精通出版。他把之前管理营业员的经验应用到出版社，行不通，也让人难以接受。

比如说，他粗暴的态度，当面指责人，甚至骂粗口；比如说，他动辄威胁员工，“不行就让你下岗，像你这样的满大街都是”；再比如说，大大小小的订货会上，别的社的编辑忙着观察市场，而我们被要求白衬衫黑裤子，笔直地站在属于我们的展台前，拿着抹布随时准备擦抹灰尘――老编辑对我说：“斯文扫地啊。”

这些都没关系，只要不影响我的工作。然而自从孙社长上任后，我就发现我的单位成了我工作的最大阻力。

首先，我难以顺利地出书。

孙社长判断一本书好坏的标准就是能否挣钱，你和他说选题的意义根本没用。当你提出一个选题，别人做过类似的，他便质疑：有人出过了，再出能挣钱吗？如果你提出一个没人做过的选题，他又会质疑：没人出过，你知道市场会不会认可？

我们无言以对，所能做的就是向他不断地普及，不断地说服。

可以说，自从他上任后，我们社的任何一个编辑的任何一本书都是靠毅力拿下的，我现在深吸一口气，很紧张也得很勇敢去做的事，就是敲响社长办公室的门――说服他已经成为我日常工作中最重要和最艰难的事。

这只是一份工作，我至于要每天和自己打架，每出一本书都让自己觉得精疲力竭吗？

我也没有办法和我的作者交代。

孙社长不懂，所以不能肯定自己下决定的选题，就经常朝令夕改。常常，我使尽浑身解数，终于说服了他，也说服了作者，签完了合同，等拿去盖章时，孙社长突然说，我再想想――这一想，可能就没有下文了。一次两次，作者能谅解，次数多了，我就永远失去了对方的信任。

我越来越觉得苦闷。

更要命的是，孙社长拿到合同时，常常会问编辑，这个作者和你是什么关系？如果你说你之前就认识作者，他就怀疑你以公谋私――他不理解文人是一个圈子，你的朋友是你的作者资源，你的作者也可能成为你的朋友；而如果你说你之前不认识这个作者，他会冷不丁地问你：“你从作者那里能分多少钱？”

他第一次这样问我的时候，我出离愤怒――这是对我职业道德的侮辱。

不仅是签合同，一切正常的工作流程，他都要拷问再三，他审讯一般的发问方式，防备你像防备贼的心理让人如坐针毡，我开始觉得委屈，和同事们互诉委屈：这是我的工作啊，我在为社里挣钱，为什么我还要不停地解释、辩驳、受委屈？

同事陆陆续续辞职，我也开始想，要不要走，是去另一个出版社还是干脆离开这一行？

我曾经踌躇满志，有过详尽的职业规划，我不否认至今我仍热爱我的工作，它带给我快乐和成就感。但孙社长的到来让我意识到，在出版这个行业，一个社长能决定一个单位的方向，影响整个社的氛围。那么去任何一个出版社，碰到好领导是我的运气，再换一个类似的领导，还不是同样的遭遇吗？

这是行业的症结，还是个别的问题？我没想明白。

我又开始困惑，我要不要因为一个领导而改变我的职业规划呢？

如果我曾经详尽的职业规划，只是因一个偶然出现在我生命中的人轻易改变，是不是也意味着就算我改行或跳槽，今后也会因为其他人而改变计划？我为了领导想换工作，究竟是领导的问题，还是我自己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