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北京第一天就与欧阳平(化名)取得了联系，但到了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才见到他。

欧阳平在北京的一家外企工作。我与他约了多次，但每次都在预定见面时间的前半个小时接到他的电话：“对不起，我工作太忙了，实在抽不出时间，咱们改天吧。”

我改

变策略，放弃上午、下午的工作时间，改在午饭期间、晚饭期间、甚至晚上九点以后。

“对不起，今天午饭恐怕我得跟客户一起吃，边吃边谈工作。”“对不起，活没干完，我晚饭就在公司里凑合着吃了。”“对不起，今晚看来我要加班到午夜以后了。”……

当我们终于在西单的一家“星巴克”咖啡馆见上面时，他最初同意我披露他的真实身份，但采访结束后，他又变卦了：“文章发表时，就不要用我的真名，也不要提我公司的名称吧。”

其实，欧阳平工作的那家外企，谈不上是“血汗工厂”，也不属于制造业，而是一家著名的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他也不是初入行的“资浅”职员，而是一个部门的经理，薪水也不低，平均年薪超过30万元人民币，但他就是忙，忙得没有“家庭”(他已婚，且有一子，但孩子基本交给父母，妻子基本交给同业竞争对手：他太太在另外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工作)、忙得没有“业余”(法定节假日时，他的公司偶尔也会组织什么黄山游、漓江游，但他宁愿选择在家睡觉，确切地说，是在家补觉)、忙得没有“自我”(他觉得，他似乎把自己的时间、空间、肉体、精神一揽子卖给公司了)……

欧阳平最大的烦恼是“有钱没时间花”。他特别羡慕那些“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因为他的正常工作日程是“朝九晚十二”，如果遇上为客户IPO做审计工作，他常常凌晨二、三点才能赶回家。

“我觉得我们这一行就像‘围城’，圈外的人很羡慕我们，认为外资会计师事务所名气大，拿钱又高，但圈内的人都知道，这一行太忙，太辛苦，地位也不高，例如，在企业上市的过程中，会计师地位最低，拿钱也最低，收入高的是律师、投行。我们所许多人都想先苦几年，挣些钱，然后跳槽或改行。”他的口吻和言辞苦涩涩的，就像他点的那杯不加糖、不加奶的咖啡。

“你的职业是典型的白领，你不到30岁，收入却超过30万，而且在国际知名的会计师事务所混到了部门经理这一级，跨入了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中产阶级行列……”我试图安慰他。

“什么是中产阶级？”他打断了我，“如果从量化角度讲，我应该属于中产阶级，但我理解的中产阶级，是能够在工作和生活之间取得平衡的阶层，如果你赚了很多钱，但什么生活都没有，我觉得那不算中产阶级。”

压力越大，跳槽越频？

程越(对不起，又是一个化名)也不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但他的理由是，他的收入够不上中产阶级量化的财富标准：“我算不上中产，我的老板才算。”

他的雇主是美国一家著名的IT公司。

我把中国国家统计局的“中产”收入标准告诉了他。“那我的收入确实超过了这一标准的下限。”他心不在焉地说。

程越今年28岁，在这家美国公司做质量顾问。他的工作也很忙，所以只能在午饭期间与我见面。我们在上海徐家汇港汇广场的一个食肆中约见，边吃边聊。

“外企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员工的归属感比较弱。”程越说话音量不高，我得尽量凑近他，才能在食客纷杂的交谈声和杯盏声中分辨出他的声音：“我的工作压力很大。IT业不养老，我们公司的同事基本上都是我这个岁数。我们都是合同制，两年一续。我倒不太担心被炒鱿鱼，因为我工作很卖力，老板一般也不会这么做。炒鱿鱼对员工来说可能是件好事，可以拿一笔钱，然后换家公司继续做。但对老板来说，更糟的是员工跳槽。”

程越大学毕业后刚刚工作了五年，就已经换了三份工作。“你这么年轻，跳槽就这么频繁！”我惊讶地说。

“我这不算频繁，还有比我更频繁的呢！在外企的圈子里，据我所知，有人一年一跳，还有的人干了几个月就换公司了。跳槽的原因很多，有人是为了更高的薪酬，有人是为了更好的职业晋升前景。”程越淡然地说。

国际猎头公司的调查结果，似乎证实了程越的话。

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自去年以来，中国54%的企业(多为跨国公司)表示专业员工的离职率有所上升，而42%的企业表示支持部门人员的离职率上升了；25至35岁员工的平均任职期，已从2004年的平均3至5年，降至2005年的仅1至2年，而这个年龄段的员工是跨国公司的主要争夺对象；结果，更替员工的平均成本达到了员工年薪的25%至50%，而考虑到招聘机构费用、面试时间以及职位空缺期间减少的销售额，雇主面临的成本可能超过资深员工年薪的两倍。

秦信阳(化名)也换了三份工作，一份国企，两份外企，不同的是，他在如今效劳的这家德国公司重庆分公司干了六年，而且目前没有再跳槽的打算，原因大概是：他早已过了跨国公司争夺的热门人才的年龄上限──35岁。

对不起，我不得不再次使用化名。这次去中国采访中产阶级，令我感到意外的是，要求不透露姓名的采访对象，竟然主要来自理应比较自由、宽松的西方在华企业。原因何在，我至今仍然没有完全想透。

我采访秦信阳的那一天，是个星期六，他在家休息，但他的神态和口气，仍然透着难以掩饰的疲惫：“我工作压力大，不是一般的大，非常大。”

不过，秦信阳感受到的压力，并不像欧阳平那样来自超时工作，而是来自中国国内同业对手的竞争。“我负责公司在中国西南、华中地区的产品销售，但现在生意很难做，中国国内企业以非常低的成本和非常低的价格，与我们抢生意，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老板的感受到的压力也很大，但他把压力又转嫁到我们身上。”

高端白领，求大于供？

既然外企有那么多不如意之处，为什么中国人仍然趋之若鹜呢？

中国某著名人力资源服务公司在2004年进行了一项职业吸引力调查，结果发现，尽管有人对外企的工作压力、职业风险感到担心，但超过六成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希望能在外企中谋得一份工作。调查人员认为，外企的诱人之处，除了外企的规范化管理和培训发展机制之外，最重要的是外企的高薪。

秦信阳1988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一家国有化工企业工作，他仍然记得他领的第一个月工资的数额──83元；10年后，他在一家中日合资企业工作时的月薪将近两千元，收入涨了20多倍；如今，他在这家德国公司的每月平均收入(薪水加奖金)将近一万元人民币，是88年刚参加工作时的100多倍。

当然，这18年来，中国的物价也升了许多倍，但涨幅显然不到100多倍。

“我有一次跟公司的美国同事讲，我现在的收入是88年的100多倍，他听了非常惊讶。”说到这里，秦信阳刚才的那种疲惫早已一扫而空。

秦信阳是重庆外企的中层管理人员。至于北京和上海的外企中、高层管理人员，那收入就更高了。李娜(化名)在上海一家外资银行的上海分行担任副总裁，年薪超过50万元人民币，外加相当于三、四个月薪水的年终奖金；张玲在北京的美国高通公司中国分公司总部担任业务发展及政府关系总监，年薪比李娜还高，但她不肯对外透露具体数字，理由是：高通所有雇员的薪水都是“背靠背”，互相保密的。

在我采访的外企中国员工中，张玲是唯一不介意我在文章中提及她真实身份的人。她也是从国企跳槽跳到外企的。

自从中国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外企进入中国已有20多年的历史了。外企在中国的经营活动和招聘活动，不仅帮助推动了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和农民“工人化”的进程，而且也在中国新一代中产阶级的孕育和成长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截至2002年年底，中国大陆就业于外商投资企业的员工达367.56万人，就业于港澳台商企业的员工则有352.95万人，两项合计共有720.51万人。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周晓虹教授对我说，在华外企中的华裔管理人员和高级员工是标准的中产阶级成员。

毋庸讳言，外企进入中国，主观动机绝对是为了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减少成本，增加盈利，在制造业、甚至某些低端白领行业，外商的确也在以种种方式盘剥中国员工，但随着中国高端白领职业逐渐形成了求大于供的卖方市场，在讨价还价过程中居于优势地位的一方，通常不是外商雇主，而是中国雇员，于是就出现了上述的外企中国员工频繁跳槽、外商加薪挽留高级人才的奇特景观。

更为重要的是，外企以高薪吸引、雇用、挽留中国高端白领员工之举，不仅直接催生和培养了中国新一代“买办”中产阶级，而且对中国本土企业的薪酬制度也产生了某种刺激和示范的作用，间接促进了中国本土中产阶级的产生。

“如今，中外企业薪酬的差别在缩小，过去也许是10倍，或更高，但现在已经缩小到两倍，甚至更低。”程越对我说。

张玲也持同样的看法。她说，某些中国企业，像华为，员工收入一点儿也不比同业的外企差。她甚至认为，由于某些外企的中国员工在晋升方面常常会遭遇“玻璃天花板”的阻隔，也由于不少中国企业允许员工持股、杰出员工甚至可以进入高级管理层等原因，所以如今中国也出现了不少从外企跳槽到中国本土企业的“反向跳槽”例子。

欧阳平三年前从一家中国本土的会计师事务所跳槽到目前效力的这家外资所，但如今的他，并不排除未来“反跳”的可能性。

“目前我还没有马上跳槽的念头，但未来……谁知道呢？我也许会改行，去企业做财务，我也许会在业内跳槽，甚至跳到一家中资会计师事务所，毕竟在中资所做到合伙人比较快，比较容易，收入也不低。”欧阳平端起杯子，把残存的咖啡一饮而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