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回到办公室，大部分人有紧张的感觉，尤其是知识工作者如管理者、白领员工、程序员、教师、公务员等。这种并非所有人都清醒意识到的紧张感觉，一方面是进入相对忙碌的工作状态的自然反应，另一方面，节假日通常能把人从各种精神压力中暂时解脱出来，因而现在能明显感觉到普遍存在的压力。因而可以说，我们感受到的紧张实际上主要是因为精神压力。

压力是中国的各种组织机构(企业、政府机构、大学等)长期忽视但现在必须关心和应对的核心问题。对于什么让我们感到压力，我们了解得并不多。多伦多大学管理学院谢家琳教授在国内从事了一系列的有关压力的研究，研究目标之一是发现中国企业员工的主要压力源。她在接受本报时认为，我们不重视压力的原因是，相对于现在的经济高速发展，改革开放以前我们一直处在一个大部分事情都是既定的、稳定的、压力相对小的环境。同时，我们的文化也对精神疾病有着根深蒂固的歧视，这使得很多人不愿谈论自身的精神压力。

西方的企业界和学术界对压力问题极为关注。据美国劳动福利部门报告，美国社会劳保支出的大项已从蓝领工作的工伤与职业病转为对白领工种的压力致病的补偿。压力以及其所导致的疾病，缺勤、体力衰竭等每年耗费美国企业界3000亿美元。从企业的角度而言，工作压力直接影响员工的身心健康，以及一系列的企业绩效指标，如出勤率、生产效率、员工士气，员工工作调换跳槽率等等。因此，压力不仅仅是所有的员工都面临的个人问题，而且是一个企业问题与社会问题。

我们的文化常常把精神压力归结为个人问题，这种错误的认识给组织和实际工作者造成巨大的伤害。谢家琳在接受时说，“譬如，听说谁得了癌症，大家都会觉得很同情；但听说谁精神分裂了，大家就会说，早就知道他是个脆弱的人。正因为人们常常将精神疾病与病人的素质和人格缺陷联系起来，很多人有很大的压力也不愿意承认，已经感觉到不对也不寻求帮助。”

了解压力来自哪里是应对压力问题的起点。在过去几年，谢家琳�约翰.希布克和山姆.林合作，在国内一家大型生产型国有企业内进行一个多年跟踪研究项目，从这家企业选择496个员工进行研究，其中40%是管理人员和工厂技术人员，60%是生产线工人。研究发现，员工们所面临的压力来源主要可分为五大类：来自社会的、企业的、本职工作的、家庭的和工作环境的。

来自本职工作的压力很容易理解，譬如工作强度大、工作要求高都会给员工造成压力；工作过于复杂或者过于单调；不能参与工作相关的决策；容易出事故等。谢说，在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工作绩效和你的所得、你在企业的前途直接相关，员工们承受的工作压力要大一些。

除了工作压力之外，企业管理在两个方面的公正性常常是压力的来源：一是企业管理的结果公正性，尤其是工资奖金分配的结果以及有关提升的决策；二是对管理过程的。谢介绍说，在西方谈到组织公正时包括三个方面：过程(程序)公正性、分配结果公正性和人际相处的公正性。相比而言，在我们的国营企业内，员工们很少讲到相处的公正性，他们对于和上司的相处，对于和企业的相处的公正性很少质疑。

西方的压力研究发现人际关系对压力的影响是由关系本身的性质决定的。负面的人际关系一定是压力源，譬如人际冲突，和同事有矛盾，或者是遇到非常合不来的上司。而正面的人际关系是帮助人们抗压的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能像运动员身上的保护垫一样缓解压力。在中国，人际关系本身就是强大的压力源。人际关系不论好坏有无，都会成为人们巨大的压力来源。人们普遍对良好的人际关系有极大的向往与追求，人际关系本已良好的人希求有更好的关系网络，而人际关系一般的更是担忧与烦恼。

另外，中国社会的快速变迁使得很多人失去了稳定感，这对很多人来说是压力的来源。不过，不同的人面对社会压力的反应是不同的，有的将之视为机会，有的将之视为纯粹的压力。同时，来自家庭的压力源在人们心中占据重要的位置，谢说，“各种类型的企业的员工普遍反应来自家庭的压力，这和我们国家很传统的、以集体主义为内涵的价值观有很大关系。很多中年员工――不管是什么类型企业的――都谈到子女的就业、就学的压力”。

对于知识工作者而言，除了这些压力之外，他们面临着智慧方面的竞争，人际方面的竞争，自尊的需求、自我实现的要求更高，更难以得到满足，他们面临着一些独特的压力。

谢家琳称，知识工作者从事的是在时间上和地理上是无疆域(boundless)的工作。她举例道，体力劳动者的工作再累，他们回到家里就可以休息，喝喝酒、看看电视。知识工作者回到家里，脑子也是停不下来的：能够不查看email吗？企业有事能不去吗？在家里也要随时了解你这个行业、你这个企业有什么新动向?一天到晚脑子都在动、都在忙。

知识工作者面临着终身学习的压力，心里总是觉得自己可能不够优秀(inadequate)。很多时候，我们发现那些最优秀的人常常是很谦逊的，交谈中经常流露出这种感觉，有很强的危机感。谢说，流水线工人的学习曲线直而且陡，流水线上的工人三个月就是熟练工，汽车修理工的技能学习需要三年，但三年之后真正能够提升的就非常少了。但对知识工作者，一辈子都要学，一辈子都赶不上，就跟一个黑客杀病毒一样，永远有新的病毒出来……

谢家琳自己的经历最能反应这种终身学习的压力。作为老三届学生谢家琳初中没毕业就下乡插队当知青，在这段时间里她看到在同样的孤独、艰苦、没有前途的压力下，同伴们有的心理正常地承受下来，有的人则崩溃了。观察到身边不同的人在应对压力时表现出的巨大的个体差异，这激励了她在走上学术生涯后选择研究压力。离开农村后谢做了工人，第一个工种是开推土机，在湖北参加一个三线水泥厂的基建。她19岁时就是机械班班长，管理全厂可以动的东西，拖拉机、推土机、汽车、发电机、空气压缩机、抽水机等。基建结束后，她回到武汉做修理车工，她回忆说，“我以前做车工做到第7年时，我是那么有信心我是一个好工人。” 她对比说，“现在，虽然我是做压力问题的学者�我本身也处于学习和研究的巨大压力之中。对做研究而言�做得越多

� 觉得自己知道得越少。越往前走� 越需要学习新的知识”。

面对同样的压力，个人的特质会使得他们做出差别很大的反应。谢家琳说，“在同样的工作压力源面前，典型的A型性格的人对压力抵抗力低，具有工作狂的趋势。相对来说，他们不能够抽身出来去放松如上健身房、听听音乐，用看来耗费时间的方式释放压力。这种人就比典型的B型性格的人容易崩溃得多，也容易得心血管、冠心病和其他的健康问题”。

谢家琳认为，对个人来说，应对压力，最基本的首先是自我认知――我从事的是深具压力的工作，我可能会有麻烦的。“很多人都是深具压力，但自己都不知道；很多人知道自己的工作环境是有压力的，但不知道自己的抗压机制不好。”应对压力，感知(awareness)，包括社会的认知和个人的认知，是第一步。

英国人玛丽.理查德斯在名为《缓解紧张》的小册子中说，要在组织中营造一个低紧张度的文化，有一条是谈论它，让人们接受它而不是忌讳它。谢家琳在回忆早年做插队知青的经历说，“我也观察到，能够把苦闷和烦恼发泄出来的人较能抗压。在农村压力大承受不了时，有人可以跑到河边大哭一场� 把心理的不平衡和不安都说出来，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会比较平静，这样的人强过那些闷在心里什么都不说的人。真正发疯、甚至自杀的人，往往是很沉默，很内向，不知道自己有问题或不承认自己有问题的人。”她还用自己的经历印证了社会支持的压力缓解作用，“插队时能够得到家里信的人，显然比一直得不到父母消息的人要好得多，这验证了社会支持的作用”。

在西方企业中有比较完善的应对压力的体系。在西方企业，一个人有了压力，可以找企业的压力办公室，这个办公室的雇员都是专业人员，不隶属于企业的，他要为员工的全部资料保密。员工会找他们咨询，我有这样的症状，你觉得我怎么样，需不需要见医生。如果需要，他马上就会去见家庭医生。家庭医生可能会说，如果你最近只是睡眠不好，可以先开点药。如果问题没有得到缓解，家庭医生根据症状，会给他转精神学专家，一步一步地进行治疗，或者安排心理咨询人员进行心理辅导。谢家琳说，“每个人的心理健康其实都是一条抛物线，在每一个点都应该有相应的可为你提供帮助的对象。……在国内，很多人都掩盖这条抛物线，直到最后完全无法承受时才就医，但这时已经太晚了。”

在组织中，每个人都要为工作中的紧张负责――制造压力、传播压力。玛丽.理查德斯建议每个人都承担起控制自己紧张的责任，并采取行动缓解组织中的压力：确保你不是压力的来源；帮助那些处于压力中的人；鼓励一种低紧张度的组织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