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有很多因素导致目前的收入差距被高估。

但是我们拿一个统计数据看，我们会发现城乡收入差距没有缩小，甚至还可能在扩大，原因在哪儿？现在我们大致可以知道原因了。

我们在比较城乡收入差距的时候，我们都假设有两个部分在做比较，一个部分城市居民家庭，一个部分农村居民家庭，如果用这两部分人来比较，我们看到收入差距还在扩大。但是我们忘记了还有一个中间的部分，也就是说农村转移出来了，流动人口的家庭他们的收入是比原来有大幅度的改善，假如说你没有把这部分人搁在比较的范围内的话，你会看到城乡收入差距是在扩大。但是很重要的是这部分人已经是1.3亿多，他们的收入大致介于城乡之间，而且更接近于城市的收入。

比如说我们目前农村的人均收入水平大概是四千多块钱，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水平超过了一万两千块钱，而流动家庭他们的人均收入是超过了九千块钱，很自然如果你把这个加进去以后你再看到我们的实际收入差距，就会大幅度缩小。但是我们现在的统计是说我们相对来说，在城市我们进行住户调查的时候，没有包括流动人口家庭，没有包括农民工家庭，他们的收入很自然就被忽略了。在农村进行调查的时候，由于进行的是常住人口的调查，超过了半年，流出半年以上的这部分人，他们的情况往往也没有抓住，因此我们统计中很自然丢掉了这一块，这样才导致我们看上去城乡差距还在扩大，但是我猜想也许还在扩大，但是至少它的幅度不是这样了，甚至还有可能最近几年我们是在缩小这个差距的。

城镇就业中也有一些统计因素导致我们低估了居民的实际收入。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导致了相当一部分就业是在你的传统统计之外发生的，也就是说我们过去做就业是在统计找那些独立核算的单位，可能找到了国有企业，找到了集体企业，找到了公司制的企业，甚至一些登记了的私营个体就业，还有合资企业等等。但是有相当一部分的人还是没有统计上来，比如说有些没有注册的小摊小贩，微型的企业，家庭经济，没有注册，我们没有调查他，这些就业就被丢掉了。还有相当一部分，比如说正规的企业，但是他实际雇佣的人员和他上报的就业人员是不一致的，他也可能没有统计，因此相当的一部分，大概现在占33%的人，在城镇就业的人没有被传统的统计所覆盖，因此这部分人的就业被丢失了，这部分人的收入被丢失了，因此他们是相对低收入家庭，这部分人统计上没有包括，很自然导致我们收入分配这个差距被高估。

因此我们实际从表面看到的收入差距，可能和真实的收入差距是相对夸大了的，从逻辑的角度来说，就业的扩大必然导致低收入家庭收入的增长，他们收入的提高必然导致收入差距有所减小，至少这个趋势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

我们就可以概括一下，我们有三个转折点，第一个是刘易斯的第一个转折点，这时候出现了劳动力开始短缺，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给的这么一个崭新的变化，第二个是库兹涅茨转折点，只要具备了一定条件，收入分配状况就开始逐渐改善，城乡居民开始比较均等的分享经济发展的结果，第三个是刘易斯的第二个转折点，就是说那个时候逐渐的城乡收入差距，边际劳动生产力趋于均等。

在实现这三个转折点的过程中，比如我们出现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之后，我们就要创造条件使它进入库兹涅茨转折点，改善收入分配，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发育劳动力市场，改进政府的再分配效率，提高社会对于再分配，对于收入分配改善的共识。当这个趋势在进行的同时，我们还要创造进一步的条件，也就是说我讲了说农村不再剩余那么多劳动力了，劳动力不再无限供给了，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了，并不意味着劳动力不要转移了，而没有就业的难题，其实还是有的，这时候我们还要创造更好的条件实现城乡的就业、再就业，与此同时加大对农业的支持，让农业的发展能够支撑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

因为归根结底，中国劳动力的总规模还是庞大的，劳动力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仍然是全世界最高的，这个趋势还会持续很多很多年，因此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题目是不会停止的。

因此我们要超越一个转折点，要实现至少要有两个重要的保障，第一个就是提高农业的生产率。因为我们典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二元经济中，刘易斯曾经描述过，说农业中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是0或者负数，就意味着你有一块土地，在这个土地上你的劳动力比土地多，已经在干的了，这时候再给他加一个劳动力，可能这个人就没有创造什么生产力了，他就没有什么回报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剩余劳动力你再把它转出来的时候，你不会减少农业中的实际劳动投入，但是你到达了刘易斯第一个转折点以后，就意味着农业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已经不是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