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显示，中国目前有百万“蚁族”大军 《蚁族》主编廉思认为，“80后”已经分化为“富二代”、“海归”、名校精英和草根“蚁族”等多个层次，每个“80后”都应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作为国家级课题《潜在危机：中国“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与社会稳定问题研究》的项目主持人，廉思带领着课题组和深访团队花费两年时间进行实地调查，撰写了有关这一群体的报告，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随后，作为对这一课题研究的总结，由廉思主编的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蚁族》一书出版，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巨大关注和持续探讨。

“蚁族”，是指“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廉思日前在北京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介绍说，这些受过高等教育，却从事着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广告营销、餐饮服务等临时性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们，主要居住在城乡接合部或近郊农村；绝大多数没有“三险”和劳动合同；月均收入低于2000元；年龄集中在22岁至29岁之间。他们中有九成人是童年时曾被称为家中“小太阳”“小皇帝”的“80后”。

“‘天之骄子’的光环不再加诸他们头上，他们比普通人有着更令人担忧的现状，年轻脆弱的心灵和无法释怀的青春梦想。他们代表着我们这个社会不能忽视也不应忽视的群体，他们揭示了一代人的痛苦、无奈和彷徨。” 廉思说，《蚁族》揭示了“80后”最真实的生活和奋斗状态，也让我们带着全新的目光去认识“80后”的坚强与担当。

走进唐家岭：“80后”调查“80后”

《蚁族》一书出版后，“蚁族”们的生存和生活状态引发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在2009年百度关键词搜索量排名中，“蚁族”仅排在“ 甲流 ”之后。该书的主编廉思随之踏入了“公众人物”的行列，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感叹“真没想到自己会这么火”。

谈到缘起，同为“80后”的廉思说纯粹是出于好奇。一个偶然的机会，一篇报道引发了廉思对聚居在北京海淀区唐家岭地区的大学毕业生们生存状况的关注。

那是2007年的夏天，信手翻来一本杂志，杂志中有篇名为《向下的青春》的报道瞬间吸引了廉思的目光。报道讲述了一个名叫李竞的大学生在北京生活和工作的真实故事。“文中，他令人担忧的现状、年轻脆弱的心灵和无处寄托的青春和梦想震惊了我，我想，怎么还能有大学生在北京过这样的生活？”震惊之下，廉思决定亲自去看看。

唐家岭是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最边缘的一个村子，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本村居民只有约3000人，却居住着4万~5万人，几乎全是落脚在合法或违法建筑内的大学毕业生。

以前也曾有人报道过唐家岭，但是仅限于那里的违章建筑多、环境脏乱差。但廉思却实地找到了另外的惊讶：“我觉得那里很不一样，房屋出租的广告上，可以没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但是一定要有宽带。当时我就觉得，那绝不是一个农民村和民工村，那里可能隐藏着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必须深入研究。”

2007年年底，廉思组织了一次针对这一群体的第一次大规模社会调查，调查队员和深度采访队员们也进了村。在那里，他们和每天如蚂蚁般忙碌的大学毕业生们同吃、同住、聊天，听他们讲述自己的奋斗故事，也见证他们的坚韧、迷惘和彷徨。

2008年8月，廉思自筹经费成立了由心理学、社会学、统计学、经济学等学科研究生组成的科研团队。通过针对“蚁族”的第二次大规模社会调查，他们获得了有关该群体工作、学习、婚恋、业余生活、社会公正感、生活满意度、网络行为、心理健康等方面大量的一手数据和实证资料。

百万“蚁族”：读书改变命运？

廉思对本报记者说，在调研开始前，很多人不相信居然还有大学毕业生在北京过着这样的生活。“有刚加入调查团队的学生还问我，廉老师，这是不是真的？”

但这一切的确是真的。“生存之上、生活之下。”廉思说，“这些怀揣着梦想的大学毕业生们，满怀理想地走出校门，但残酷的现实却让他们认识了什么是真正的生活。”

尽管身处这里丝毫感觉不到京城的气息，但由于交通便捷、生活成本低廉、就业创业机会多，许多刚毕业的大学生怀揣梦想来到这里暂时安家。他们当中不乏重点大学的毕业生，每月领着1000多元的工资，租着两三百元/月的床位，每天只吃两顿饭，到工作单位要坐两个小时以上的公交车。

廉思在自己的调查报告中给他们概括出一个贴切而又让人心酸的称谓：“蚁族”。

郑章军，是最让廉思印象深刻的一位受访者，这个1982年出生的大男孩来自内蒙赤峰市林西县。郑章军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家中还有一个弟弟。他北京科技大学本科毕业，专业是计算机科学。

小时候的郑章军很淘气，成绩也不好，但他有幸遇到了一位很好的语文老师。这位老师常常鼓励他。念五年级之前，村里没有通电，郑章军常常点着煤油灯看书。高三时，学习很紧张，父母很早就上炕休息了，他却从不觉得困——无论多晚才睡，第二天一早起床，又立刻精神抖擞。

“我懂事以后，一直都想着要考出来，从来没有变过。”郑章军说。2002年夏天，大学录取通知书快递到了林西这个小县城，村长亲自敲锣打鼓，把通知书从村口一路送到了郑章军的家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