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行的经济学家不同于学院经济学家，后者如果长时期研究某一经济领域的某一经济现象，从中抽象出推动经济学发展的一般化理论，那么他还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誉。

如果我们对投行经济学家的熟稔程度可以比得上好莱坞巨星，那么一定会发出这样的疑问：是不是也应该为他们铺上红地毯?

投行的经济学家，有时候又被称为经济师或分析师，近日来不断地吸引着众人的目光，似乎经济学界也因此而星光闪闪、熠熠生辉。

8月26日，高盛亚洲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梁红转投中金的消息得到确认。就在同一天，发布了“千亿经济刺激方案”报告的摩根大通经济学家龚方雄暂避风头、开始休假。而曾被高盛解释“休假”的梁红几日后便辞职，也让众人对龚方雄的去留保留了一丝的怀疑。

毫无悬念的则是7月底已转任《财经》杂志、《财经网》首席经济学家的沈明高，此前他担任花旗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

就像好莱坞的巨星一样，耀眼就永远不会失去聚光灯的追逐。谢国忠——离开摩根士丹利近两年后，依然是国内备受关注的独立经济学家。

追捧巨星，源于他们在影视上的影响力;同样，聚焦经济学家，源于他们在经济学界的影响力。不过，我们却少有机会去了解这些经济学家的心路历程，也不会有荧屏记录他们的工作状态。

他们是这样的……

他们两鬓斑白?当然不是。梁红38岁、谢国忠48岁。他们深居简出?当然不是。投行的经济学家需要拜访客户，他们往往是商务衣着，干净利落。他们一夜成名就可以扬名立万?当然也不是。

投行的经济学家不同于学院经济学家，后者如果长时期研究某一经济领域的某一经济现象，从中抽象出推动经济学发展的一般化理论，那么他还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誉。

“投行经济学家最重要的作用则是从不同的角度提供一个独立的观点。”沈明高对独立经济学家的工作如是描述，主要是为客户提供有关中国经济发展的分析和咨询服务(研究中国区域的)。

本机构也会在这样的基础上综合其他机构的预测进行决策。不过在沈明高心目中，“一个投行首席经济学家对宏观经济的观点就是这个投行机构的观点，不存在机构观点。”

也就是说，不存在个人与机构之间立场不同的问题，存在的只是个人观点与机构部门观点不一致的问题。“如果过分解读的话，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在这一点上，谢国忠的经历让他不得不演绎这种解读。2006年9月，在摩根士丹利服务10年的谢国忠由于在邮件中写有对新加坡政府的“不当言论”，同该机构“一直支持新加坡以及认同新加坡过往成就”的立场不一，邮件泄露后他也离职。

“我们并不是完全的言论自由，很多时候身不由己。”一位大行研究主管曾经无奈地表达被广为引用，也成为对“独立”二字的质疑。

梁红此前曾表示一旦分析师的观点与本机构或者客户的利益冲突，一个分析师所能做的就是“对公司也好，对客户也好，你都要说实话，你的分析是否正确是最重要的。”

必要的时候，为了长期的利益就必须舍弃眼前的短期利益。谢国忠曾说：“经济学家就是这样，一旦你预测了，就一定要坚持，肯定会等到你的预测实现的那一天。”似有几分调侃，却是正中要害。

投行经济学家看重的是关键性的两点：所表达的观点从时间上来看是不是具有前后的一致性，是否与现实发生的情况相近;是否有明晰的分析的逻辑和充足证据的支持。对于他们来说，声誉至关重要，无论他们在哪里工作这都是不会贬值的财富。

只能做工作狂

如果把声誉看作是经济学家的名片的话，健康就是经济学家拿起名片的双手——健康就有这么重要。

谢国忠在1997年加入摩根士丹利担任大中华区经济学家时，每天从早上6点开始工作，直到深夜。瑞信亚洲区首席经济学家陶冬每天的工作时间也要长达14到18个小时。在资本市场的圈子里，生存法则之一就是做一个工作狂。

另一方面，由于要见客户而经常出差的经济学家们压力更是加大。对于这样的工作强度，谢国忠很平静，“这没有什么好说的，适应不了，就不要做。”

这些辛苦工作的投行经济学家都有着傲人的学历背景。谢国忠：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沈明高：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龚方雄：美国沃顿商学院博士、费城坦普尔大学硕士;梁红：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经济学博士。

这些“海归”精英有着相似的工作轨迹，即在国内完成大学教育后出国完成西方系统的经济或者金融教育，之后在国际知名投行历练。

教育背景还只是敲门砖，更大的考验是时间。

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史蒂芬·罗奇(曾任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回忆他刚刚入职时说，“我颇为激动地来到办公室，期望在这里大展抱负，不过我很快发现原来事情并不如想象得美好，我有一个办公桌，但我没有椅子、没有电脑、没有电话，更没有女秘书。于是，我‘偷’了一把椅子，接着是电脑、女秘书……我很兴奋，我的投行生涯终于上路了，距离现在整整25 年!”

一旦处在投行经济学家的位置上，必须接受的就是高负荷、长时间的工作。这一点，并不因为在外资投行还是在中资投行而改变。“并不是说为了找一个轻松一点的工作就到中资投行。”沈明高反问道，“中资投行压力就小吗?”

这曾是舆论质疑梁红转投中金主要原因之一，中金被看作是可以“享受国企的福利、外企的薪酬”，极具竞争力的国内金融机构。

隐形的压力

其实，梁红在进入高盛的时候曾表示“只是觉得现在还喜欢，以后不喜欢可能就不做了”，对于未来似乎没有很明确的规划。此次选择中金，可见她依然喜欢这份工作。

“经济学家是搞研究的，他们对公司平台的依赖性不是最大的。”目前担任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的谢国忠也在组建自己的团队，“一旦熟悉工作之后，平台就变得不重要了，因为你可以直接去找客户。”

说到如何选择投行，沈明高笑了，“这与找其他工作是一样的，并没有什么特别。”收入当然也是一个方面，不过很难讲是哪一个单一因素，不同人考虑某个方面或多或少会有不同。

此前，每一家来到中国的外资投行都会从中国本土市场上吸引一批优秀人才，包括从中资投行。现在，情况又有一些变化，回到中资投行的人慢慢多了起来。对此安邦咨询公司高级分析师贺军认为，“外资的舞台可能有局限，国内舞台可能会更大一些。”

这种局限性体现在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在中国做业务的外资投行需要牌照。在这种情况下，谢国忠介绍说“中资投行不是竞争的产物”。

一般意义上理解的中资投行始于1985年深圳证券公司的成立，比美国首家投行高盛的诞生晚了整整一百年。在这一百年间，不同的历史原因促成了目前的情形：一边是中资投行发展的不完善，一边是外资投行在中国发展的受限。

不过，易凯资本CEO王冉???为，最近越来越多的大型外资投行都在考虑如何在中国本土的A股市场有的作为，而中资投行也在倡导一个服务升级的概念。

这对双方来说都是发展。王冉也提醒说，“从外资投行到中资投行的流动其实只是一小部分，事实上从外资投行到外资PE的人员流动比较多。”

即使如此，投行间经济学家的流动还是在吸引着我们的眼球。只不过，这种人员的流动如果是在良性竞争下产生的，那么就是正常的。倘若我们把眼光放得更远，去看看中资投行应该如何发展或许会更加受用。

就像谢国忠所说的，“我现在也没有真的想做什么大事，还没有想明白做什么。”反思和进步是隐形的压力。假如某一天中资投行也能在经济学家的推动下快速发展，为他们铺上红地毯也未尝不可。

中国投行分类

从中国目前投资银行的市场主体来看，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大类：首先是外资独立投资银行以及跨国金融集团在中国进行的投资银行业务;其次是国内各大银行开展的投资银行业务;第三是证券公司为主的投资银行;第四是保险公司的投资银行业务;第五是信托公司开展的投资银行业务等等。各方对投资银行的定位、业务结构、竞争优劣势、发展前景等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