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是计算机专业毕业的，但很长时间以来，我对网络并没有特别大的兴趣。这也和我的性格有关：不喜欢虚幻的东西，科利华号称以量子爆发的速度实现跨越，最终却跨掉了，而我不管是做人、做事都更喜欢踏踏实实，在我的上一个企业，我是从不了解这个行业开始的，一直扎扎实实做产品，不打广告也把企业做到了全国第一。有人说我开博客是为了推销我的书，我觉得很可笑。卖书是出版商的事情，再说我自认为书写的也很扎实，何须做广告呢！与大家分享我过去的经历，是我对过去20年的很好梳理，不管别人怎么看我，我一直都觉得：这也是一种人生！而且，同样是成功的人生。

更何况，我已经年届六旬，名利之心及即使有，也早已淡去。其实我从来没有真正把名利放在心上过，如果不是这样，我不会在四通如日中天之时离开，也不会在华为以及利德华福拥有相当可观的股权时选择退出。在一些人看来，委曲求全，也许就能海阔天空，可是我从来不这样认为。最近读巴金的《随想录》，有一句话“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而我正是身心皆不愿被奴役的人，当我在一个企业中能够全身心投入的时候，我会把它作为自己的事业来做；而一旦出现其中的某些东西来束缚我的时候，我就会拂袖而去，不管牺牲什么样的“前途”。因为我知道，一旦我接受了束缚，我的精神就丧失了，那我的价值也就不存在了。

下面的文字是我在一年前刚刚离开利德华福时写的东西，也许能回答我为什么辞职的问题。

我又辞职了。准确地讲，是第三次离开自己倾注了大量心血的企业，一个6年前差点破产而今已成为业内最有名的企业，一个我后来对同事开玩笑说：晚来一个月可能连名字都被注销的企业。

离开的滋味总不是令人痛快的。从这个角度说，今天离开利德华福，一如10年前离开四通，6年前离开华为。

不过，也有些不同。

10年前离开四通的时候，四通声名依然显赫，但内部已呈败像，已不是值得我付出生命的原来的四通，所以我痛惜之余毫无悔意；6年前离开华为，华为正处在喷薄欲出的上升期，而我认为任正非已不再信任我，决然之中不乏遗憾。好在我即将上任利德华福总经理，又有一种新生的感觉。而今，当我亲手操盘的利德华福历经6年的呕心沥血从破产的边缘走到国内行业第一的辉煌时刻，我却不得不离开。此时的我已然57岁了，惨遭“横刀夺爱”，心中的不平与愤懑是难以想像的。

10年前离开四通，段永基曾极力挽留，甚至亲自追到了香港，我面子很足。6年前任正非因我辞职而雷霆大怒，当众和我翻脸，但最终还是保全了我的自尊。三次离职，三种不同的感觉。比较起来，印象最深的还是作别任正非的时候。

1999年11月1日～11月3日，时任华为执行副总裁的我给任正非连续写了三封辞职报告，但他都没有理我。

直到11月4日下午，在另外两位副总裁的陪同下约我去谈话。任正非由开始的生气质问，到赌气不理睬，到耐心说服甚至劝我离婚，最后允许我回家养病，他的谈话让我一瞬间闪过这样的思考：我们办企业究竟为了什么？我们不顾一切，为了工作的业绩与事业的成功，把身体搞垮了，把家庭抛弃了，我们要这样的成功有何意义？为什么不可以适当兼顾呢？记得那年年初时我曾向任打过报告，说明自己身体日糟，年龄也大了，希望调北京工作，这样既照顾了我的身体、家庭，又可发挥我的公关特长，但任以公司在北京没有这样的工作安排为由拒绝了。他也许认为李玉琢是要搞特殊。应当承认，任正非为了华为是拼了命的，也做了许多牺牲，的确值得敬佩，但他能做到的事，却没有理由要求别人也一定要做到。

回京不久，任正非多次派人来京劝我回去，其中包括华为董事长孙亚芳、副董事长郑宝用和副总裁王诚，但都被我一一婉拒。据说孙亚芳认为我离开的原因是没有融入华为：“李玉琢之所以离开华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始终没有接受华为的企业文化。”

这话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近5年来，华为所提倡的很多东西，有的我接受了且十分赞同，有的我并不认同。5年间，我好像一直是一个在华为奋斗的四通人；而在亲自操盘利德华福以后，我顿然发现，自己又成了四通和华为的混合体。

人的一生无论主动或被动，都可能要面对许多次的工作选择，在这样一些命运的转折关头，每个人都应当也有可能成为命运的主人。从当年为万润南豪情壮志所震撼投身四通，到为任正非的新思维所吸引加盟华为，到后来亲手操盘利德华福，为填补国内高压变频器的空白而战，前后整整18年。18年间，我的个人理想不断攀升，我的勇气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倍增，在每一次新的机遇和挑战面前，我的管理能力都会得到一次激发，并发挥得淋漓尽致。尽管每一次离开都伴随着不愉快甚至是迫不得已，但几次大的选择却成就了我无悔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