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随着上市公司的年报相继出炉，高管薪酬又一次回到公众的热门话题中。其中以中国平安[51.78 0.02%]最为扎眼，其净利润暴涨近8倍，高管再度领到了天价年薪，常务副总税前年薪达2859万元。

高利润对应高薪酬，似乎是这样。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孙铮等学者日前研究发现，高管的薪酬契约中存在着较大的“功能锁定”，即薪酬契约较为机械地使用利润表信息，尚未拓展到对资产负债表的使用，对计入资本公积项的公允价值计量部分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

高管薪酬与会计利润的相关性正逐步被破坏

《中国会计报》：历史成本计量的会计业绩与高管工作努力程度的度量标准之间存在着怎样的矛盾？孙铮：会计业绩作为企业高管薪酬契约中的常见业绩度量标准，一个重要的条件是：会计业绩应当能够反映高管工作努力的程度。但随着现代经济的复杂化，历史成本计量的会计利润，可能正在逐渐偏离这个条件。举个例子，美国税务局的报告显示，在1980年至1995年间，经理人薪酬总额增长约2000亿美元，经通货膨胀因素调整后增长达182％；相比之下，同期的公司利润仅增长127％。

事实上，高管的薪酬与会计利润的相关性正在逐步被破坏。如果企业经营环境相对稳定，历史成本计量能比较客观地反映高管的努力。但是，现代经济的重要特点就是不稳定因素逐渐增多，如价格、利率、税率、汇率的波动，气候或环境的变化等，为了应对这些不确定性，高管将为此付出的努力，这也使得高管的自身行为更趋复杂，例如为了避险而进行的衍生金融工具投资、为了探索未来发展所从事的风险投资等。在这种经营环境不稳定的情况下，历史成本计量可能就无法恰当反映高管的努力。

《中国会计报》：引入公允价值计量后，高管薪酬契约出现了怎样的动态调整？这种调整是否充分？孙铮：公允价值计量通常被认为是对历史成本计量所带来缺陷的重要改进，特别是公允价值计量能够及时地确认资产和义务的持有损益，比如对于不确定性较高资产的计量，这使得高管的行为后果能更加及时地在会计业绩中得到反映，从而提高了会计业绩与高管努力之间的相关性。

我们研究发现，会计业绩中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后，中国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契约确实出现了动态调整，这说明上市公司看重公允价值计量对高管工作努力程度的度量，公允价值计量在增量意义上，提高了会计业绩与高管薪酬之间的正向契约相关性。

目前来看，高管的薪酬契约中存在着较大的“功能锁定”，即薪酬契约较为机械地使用利润表信息，尚未主动地利用财务报表提供的多种信息，尚未从利润表的使用拓展到资产负债表的使用—— —即在分析和利用会计信息过程中，无法用资产负债表的信息来审视、考量、调节利润表的数字，从而对计入资本公积项的公允价值计量部分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这说明高管薪酬的动态调整尚不充分：只关注利润表而没有关注资产负债表中的公允价值计量。

公允价值升值要求加薪，公允价值损失拒绝减薪

《中国会计报》：会计利润与高管薪酬之间的不对称性为何依然存在？孙铮：虽然高管薪酬出现了动态调整，但上市公司的高管在薪酬契约的设定过程中，往往会出现自利性倾向，特别是会计业绩变动与高管薪酬体现出不对称性，即高的会计业绩带来高的薪酬，但是低的会计业绩却较少减少薪酬。在目前中国上市公司内部人控制的格局尚未得到根本改观的前提下，公允价值计量的引入将为高管薪酬的不对称性提供新的借口—— —公允价值增值带来的更高薪酬与公允价值损失的市场不可控的辩解，将继续甚至可能加重会计业绩变动与高管薪酬之间的不对称性。

《中国会计报》：也就是说公允价值计量可能带来高管的机会主义行为？孙铮：如果说公允价值计量对提高会计业绩与高管工作努力程度之间相关性的增进作用，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那么公允价值计量可能带来高管的机会主义行为则是问题的另一方面。

公允价值可能带来的机会主义行为之一是，公允价值计量是建立在交易日市场参与者间的交易基础之上的，需要收集企业外部的市场信息，企业已有交易的结果和内部现有管理系统产生的信息并不一定能够满足公允价值计量的要求。这时高管可能就会影响公允价值的生成，甚至为了私利而造成极大的计量噪音。

公允价值可能带来的机会主义行为之二是，可能会进一步强化高管薪酬与会计业绩的不对称性。

传统意义上的薪酬不对称性是指公司业绩改善，高管薪酬增加，公司业绩降低，高管薪酬却较少削减的情况。而公允价值计量可能会带来更为不对称的现象：当公司出现公允价值升值的时候，高管认为这是自身努力的产出，从而要求提高较历史成本计量下更高的薪酬；而当公司出现公允价值损失的时候，高管则归咎于临时性的价格波动—— —市场的波动与自身可控的努力无关等，从而拒绝削减薪酬。

民营企业契约效率相对较高

《中国会计报》：为何民营企业较之国营企业更愿意将公允价值计量的会计业绩引入高管薪酬契约中？孙铮：一般而言，国有企业的高管薪酬契约中使用会计业绩度量标准相对有限，具体影响因素包括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国有企业的薪酬管制、国有企业受到的政府干预等。而上述的影响因素，在民营企业中较为有限。由此类推到公允价值计量的会计业绩方面，民营企业更愿意进行高管薪酬的动态调整，即将公允价值计量引入高管薪酬契约以反映高管的努力。而且民营企业已经较国有企业更早地开始使用更为丰富的非利润表数字，这也使得民营企业的契约效率相对较高。

《中国会计报》：高管薪酬契约的有效性因动态调整有所提高吗？孙铮：尽管高管薪酬契约出现了动态调整，但是这个动态调整并不意味着高管薪酬契约的有效性就真的更高。因为会计业绩地衡量了高管努力的短期效果，而无法有效体现高管努力的长期效果。

以短期业绩指标决定经理薪酬，容易诱发经理的短期行为，例如上市公司纷纷投资于股票的二级市场炒作，在谋求短期业绩的同时却可能损害了全体股东的利益。在引入公允价值计量的情况下，高管薪酬契约对会计业绩的动态调整，是否更加有利于企业的长期绩效，尚需要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