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闻晚报报道，近日有媒体报道，财政部办公厅日前印发《金融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国有金融企业负责人最高年薪为280万元人民币。

据报道，财政部下发的这份国版限薪令规定，金融企业负责人基本年薪最大值为70万元，最小值为5万元人民币；绩效年薪与金融企业绩效评价结果挂钩，以基本年薪为基数，其绩效年薪一般控制在基本年薪的3倍以内。由此计算得出，金融企业高管的年薪上限为280万元。

这一中国版“限薪令”的出台立刻引起热议，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限薪额度、如何监管等方面。

中国社科院政府政策系马光远：激励机制应该合理

制度的“支点”不能仅仅在限制薪酬的上限，更要规范考核机制和用人机制，如此才有可能实现实质和程序两方面的公平和正义，不伤害整个社会进步的基础和民众的感情。

首先，对于国有控股的金融企业而言，公司高管基本都是上级主管部门任命，在一个以“任命制”为主的人事模式下，对高管进行激励，制度的合理性何在？一个本来月薪只有数千元的公务员，却因上级部门的任命摇身成为企业高管，一下子就成为合法坐享数百万年薪的高收入阶层——这种奇特的事情在中国绝非罕见。

其次，国企治理上的“内部人控制”决定了：高管的薪酬名义上由股东决定，甚至有所谓“薪酬委员会”的考核，但事实上，在股东缺位的情况下，制定薪酬完全成了高管们的“自娱自乐”和黑箱操作。

此外，高管薪酬缺乏外在的制约和监督，透明度差，比如，对于国泰君安的天价薪酬，国泰君安到现在为止的解释已越来越不能自圆其说，而作为股东的有关机构也没能给公众一个明确的交代。

这些缺陷决定了中国国有控股的金融企业所谓的“激励机制”，本质上完全是进行利益输送的“伪激励机制”，不仅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更造成企业机制的扭曲和公平的丧失。这种“伪激励”比不激励更损害公平和正义。

高级注册咨询师，专栏作家余丰慧：限薪额度不能拍脑袋

中国版“限薪令”出台之后，280万元的薪酬额度是否合理成了热议的焦点。之前，有媒体报道，相关业内专家表示，中国可以效仿美国实行“限薪令”，国内金融高管年薪不得超过50万元人民币。

其实，无论是280万元还是50万元，都必须有说服力，有令人信服的依据、根据和理由，不能简单地照搬国外的数额，更不能是拍脑袋瞎猜一个数据。

美国普通职工年收入在3至5万美元左右。金融高管50万美元年薪相当于普通职工的12.5倍；德国普通职工年薪在3至5万欧元左右，德国金融高管限薪在50万欧元，也相当于12倍左右。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24932元，乘以12.5倍，则中国国有或者国有控股企业高管最高年薪不应超过31.25万元。

当前经济形势,从外部看,金融危机尚未见底,从国内看,经济下行风险仍然存在,裁员、就业压力巨大,金融企业高管的薪酬必须考虑这个国内外经济形势。

评论人毕舸：高管限薪更要限权

在大家的目光都聚焦于金融高管薪酬的同时，其实更应关注高管们的权力范围。

国企高管的薪酬问题之所以会受到广泛的关注，主要原因就在于国企背后的非自然市场交易属性——部分国有企业依靠政策优势独占市场、实行排他性竞争，其业绩增长究竟来自高管得力还是垄断福利，孰难定论；部分国企高管拥有不受董事会约束的特殊权力，对薪酬往往可行使自由裁量；国企高管除获得市场意义上的薪酬外，还享受来自行政级别对等津贴、隐性福利等收益，薪酬不过是小意思而已。

因此，金融高管限薪更要限权。限权来自于它的制度建设层面:政府应继续出台一系列规章制度，包括金融高管的准入制、退出制及更加完善科学、符合市场规律的日常考核体系，避免高管在重大决策、经营管理上的个人独断，给企业带来重大损失等。

美国政府本月4日宣布，凡是接受政府救市资金的银行或者其他华尔街机构，其高管年薪不能突破50万美元。

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在电视讲话中批评向金融机构人员发放高额薪酬的做法。英国政府考虑要求各金融机构延迟，或以股份而非现金方式发放奖金。德国计划禁止向接受政府救助的金融机构高管发放奖金。